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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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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原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第一部分第18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1）
一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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