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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的历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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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
明成祖即位后，顺利迁都北京，明王朝多年以来的心腹大患———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为明王朝向海外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
同时，明成祖好大喜功，常常希望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朱元璋实行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
同时明成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心中一个难解之结。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这种说法屡屡见诸史书，具有一定的道理，不排除郑和下西洋确实负有寻找建文帝的使命，不过要说成是主要动机，则未免言过其实。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同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商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以屏蔽明王朝边防，这是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奉行的一种外交政策。天子位居中央，诸侯守在四夷。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皇帝诏书。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朱元璋“海禁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了“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一致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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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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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秩序。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在三佛齐，甚至杀害了明朝使臣并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当时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域，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以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郑和的船队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处置陈祖义几千人，对付亚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为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沿海的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倭寇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防卫倭寇，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压制蒙古骑兵。
朱棣时期，为改变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规模宏大的战略行动，它是有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了许多贸易活动。
第一种是朝贡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组织的，其活动在郑和远航后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贸易形式。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居民广泛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自信、大度的广阔胸怀。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领的船队首先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迦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土著人就告诉他们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在远航过程中，郑和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在当时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郑和出使时有意识地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谟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作为中国远航第一人，郑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仍足为世人楷模。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著的《郑和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及观郑和，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略》中说：“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人犹有怀想当年三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
周恩来说：“我国明代的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郑和曾访问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家，为中非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中叶算起，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接着，他从明朝引申到现在，警醒国人：“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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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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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20世纪到马来西亚访问，他特地到了马六甲的三宝洞，在那里十分动情地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驻扎马六甲，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构筑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丝绸之路’，中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就古代而言，中国对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和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李约瑟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在书中写道：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30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爱国宦官
寇连材（1868～1896年），昌平县南七家村人，晚清太监，因忧国忧民，冒死向慈禧太后上“条陈”，最后舍身取义。
寇连材1868年生于河北昌平县南七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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