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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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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里呢？
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
政治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
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民族就非给民
众以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
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
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
意志与发动和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
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机，而最后则以民主
政治为归宿。
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
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
斯阵线与民主争先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
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
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白指示：“现在是什么世
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
“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就种
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
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
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
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
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
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
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
段）。
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
的条件，而民族团结又必须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
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
云：“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
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
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
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
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
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
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
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
的力量。”
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
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
度如何――就是很显明的。
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
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
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
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
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
国必须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
民地以民主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丘宣言之第
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正是民主政治要求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
政治。
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然而
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
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年我
国国民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
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力量的有机联系。大家
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
更生”呢？它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
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形势
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
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
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
机” ……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
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
表大会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
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
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
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
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治，建立了
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
的民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
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
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
的武装干涉，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予
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
其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
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国会中和舆论方面引起了英国
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
分阁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
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
论是不适当的，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
部“举国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恰
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坦白地发表了辩论
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
错误――如云“此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
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情事有以致
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
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处，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
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求国会
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
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即系怠忽职务”等等。正由于丘
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
度，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
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
明了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 1943年3月6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
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
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
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
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
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
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
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
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
合法的地位的。
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
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
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
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
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
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
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
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
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
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
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
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
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
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
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
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
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
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
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
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
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
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
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
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
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
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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