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94-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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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众山泉来注，然不久复为细流矣。”　　现在洨水的河床，无疑的比石桥初建的时候高得多。大券的两端，都已被千余年的淤泥掩埋，券的长度是无由得知。我们实测的数目，南北较大的小券的墩壁（金刚墙）间之距离为37。47米，由四十三块大小不同的楔石砌成；但自墩壁以外大券还继续地向下去，其净跨长度，当然在这数目以上。这样大的单孔券，在以楣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一千三百余年以前，实在是一桩值得惊异的事情。诚然，在欧洲古建筑中，37米乃至40米以上的大券或圆顶，并不算十分稀奇。罗马的万神庙（Pantheon）（公元123年）大圆顶径约42。5米，半径约21米；与安济桥约略同时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今为礼拜寺），大圆顶径约32。6米，半径17。2米。安济桥的净跨固然比这些都小，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乃在安济桥的券乃是一个“弧券”，其半径约合27。7米；假使它完成整券，则跨当合55。4米，应当是古代有数的大券了。　　中国用券，最古的例见于周汉陵墓，如近岁洛阳发现的周末韩君墓，墓门上有石券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现纪略》。（——余鸣谦注），旅顺附近南山里诸汉墓，门上皆有圆券见《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余鸣谦注）；鲁蜀诸汉墓，亦多发券。至于券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尚待考证。我们所知道关于券桥最初的记载，有《水经注·谷水》条：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由文义上看来，其为券桥，殆少疑义，且后世纪录券桥文字中所常用“几孔”字样，并未见到，所以或许也是一座单孔券桥。后世常见的多孔券桥，其重量须分布于立在河心的墩子上，即今日所谓金刚墙。　　但是古代河心多用柱——木柱或石柱——石墩见于记载之始者，为唐洛阳天津桥，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在这种方法发明以前，我颇疑六朝以前的券桥都是单券由此岸达于彼岸的。所以大石桥的尺寸造法虽然非常，但单券则许是当时所知道的惟一办法。　　现代通用的砌券方法，是罗马式的纵联砌券法，砌层与券筒的中轴线平行而在各层之间使砌缝相错，使券筒成为一整个的。许多汉代墓券，也是用罗马式砌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用28道单独的券，并比排列着，每道宽约35厘米强。大券厚1。03米，全部厚度相同。　　每石长度并不相同，自70厘米至109厘米不等。各块之间皆用“腰铁”两件相连，无论表券（即券面）里券，都是如此做法。西面券顶正中的如意石刻有兽面，并用腰铁三个；这是近代重修的。券面隐起双线两道，大概是按原状做成。各道券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络，除却在大券之上，用厚约33厘米的石板，依着券筒用不甚整齐的纵联式砌法铺在券上，其主要砌缝与大券二十八道券缝成正角：即清式瓦作发券上之“伏”。它的功用，似在做各道单独的大券间的联络构材。但是这单薄的伏——尤其是中部——和它上面不甚重的荷载所产生的摩擦力并不足以阻止这些各个券的向外倒出的倾向。


《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三部分第12讲　桥—赵喜县大石桥即安济桥（2）

　　大券两端下的券基，为免水流的冲击，必须深深埋入，绝不只在现在所见的券尽处，虽然亦不能如乡人所传全券成一整圆。为要实测券基，我们在北面券脚下发掘，但在现在河床下约70—80厘米，即发现承在券下平置的石壁。石共五层，共高1。58米，每层较上一层稍出台，下面并无坚实的基础，分明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而非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基础。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望一样。　　再讲这长扁的大券上面，每端所负的两个小券，张嘉贞《铭》所说的“两涯嵌四穴”，真是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罗马时代的水沟诚然也是券上加券，但那上券乃立在下券的券墩上，而且那种引水法，并不一定是智慧的表现，虽然为着它气魄雄厚，古意纵横，博得许多的荣誉。这种将小券伏在大券上，以减少材料，减轻荷载的空撞券法，在欧洲直至近代工程中，才是一种极通用的做法。欧洲古代的桥，如法国Montauban　14世纪建造的Pont　des　Consuls，虽然在墩之上部发小券，但小券并不伏在主券上。真正的空撞券桥，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盛行于欧洲。Brawngyn　&；　Sparrow合著的《说桥》（A　Book　of　Bridges），则认为1912年落成的Algeria，Constantine的Point　Sidi　Rached，一道主券长70米，两端各伏有四小券的桥，是半受罗马水沟影响，半受法国Ceret两古桥（公元1321年）影响的产品。但这些桥计算起来，较安济桥竟是晚七百年，乃至千二百余年。　　这两个小券，靠岸的较中间的略大，也是由二十八道并列的单券合成，如同大券一样，它们也是弧券，虽然在这地位上，用整半圆券，或比较更合理。靠岸的一边，有方石砌成的墩壁，以承受第一小券（即较大的一个）一端的推力。第一小券与第二小券（即较小的一个）相接处，用石墩放在大券券面上承托着。在东面损坏处，可以看出券面上凿平，以承托这石墩；西面却是石墩下面斜放在券面的斜面上，想是后世修葺时疏忽的结果。据我们实测，南北四小券都不是规矩的圆弧，但大略说，北端第一小券半径约2。3米，净跨3。81米，第二小券半径约1。50米，净跨2。8米；近河心一端的券脚，都比近岸一端的券脚高。小券的厚度为66厘米，上加厚约20厘米的伏。但在北端西面，第一小券券脚尚是一块旧石，较重修的券面厚约20厘米，可以看出现状与原状出入处。第二小券上如意石兽面，大概也是重修前的原物。　　因为用这种小券，大券上的死荷载便减轻了许多，材料也省了许多，这小券顶与大券顶间的线，便定了桥的面线。桥面以下，券以上的三角形撞券，均用石砌满，上铺厚约27—28厘米的石板，以受车马行旅不间断的损耗。　　这桥的主要造法既是二十八道单独的弧券，券与券间没有重要的联络构材，所以最要防备的是各个石券向外倒出的倾向。关于这个预防或挽救的方法，在这工程中，除去上述的伏，以砌法与二十八道券成为纵横的联络外，我们共又发现三种：（一）在券面上，小券的券脚处，有特别伸出的石条，外端刻作曲尺形，希冀用它们钩住势要向外倒出的大券。（二）在小券脚与正中如意石之间，又有圆形的钉头表示里面有长大的铁条，以供给石与石间所缺乏的粘着力。但这两种方法之功效极有限，是显而易见的。（三）最可注意的乃是最后一种，这桥的建造是故意使两端阔而中间较狭的。现在桥面分为三股，中间走车，两旁行人，我们实测的结果，北端两旁栏杆间，距阔9。02米；南端若将小房移去，当阔约9。25米；而桥之正中，若东面便道与西面同阔（东面便道现已缺三券）则阔仅8。51米。相差之数，竟自51厘米乃至74厘米，绝非施工不慎所致。如此做法的理由，固无疑地为设计者预先见到各个单券有向外倾倒的危险，故将中部阔度特意减小，使各道有向内的倾向，来抵制它，其用心可谓周密，施工亦可谓谨慎了。　　但即此伟大工程，与自然物理律抗衡，经历如许年岁，仍然不免积渐伤损，所以西面五道券，经过千余年，到底于明末崩倒，修复以后，簇新的石纹，还可以看出。后来东面三道亦于乾隆年间倒了。现在自关帝阁上可以看出桥东面的中部，已经显然有向外崩倒的倾向，若不及早修葺，则损坏将更进一步了。　　（一）在桥的南端岸上的关帝阁。阁由前后两部合成，后部是主要部分，一座三楹殿，歇山顶，筑在坚实的砖台上。台下的圆门洞正跨在桥头，凡是在桥上经过的行旅全得由此穿过。由手法上看来，这部分也许是元末明初的结构。前部是上下两层的楼，上层也是三楹：下层外面虽用砖墙，与后部砖台联络相称，内部却非门洞，而是三开间，以中间一间为过道，通联后部门洞，为行人必经之处。上层三楹前殿，用木楼板，券棚悬山顶。这前部，由结构法上看来，当属后代所加。正殿内阁关羽像，尚雄伟。前檐下的匾额，传说是严嵩的手笔桥南关帝阁木结构建筑已在解放战争时坍毁，其后砖台也被拆毁。（——余鸣谦注）。　　（二）靠在阁下，在桥上南端西面便道上，现有小屋数檐当是清代所加。　　（三）桥之北端，在墩壁的东面，有半圆形的金刚雁翅。按清式做法，雁翅当属桥本身之一部。但这里所见，则显然是后世所加，以保护桥基及堤岸的。　　三永通桥　　测绘安济桥之后，在赵县西门外护城河上，意外地我们得识到小石桥，原名永通桥，其式样简直是大石桥缩小的雏形。　　按州志卷一：　　永通桥在西门外清水河上，建置莫详所始，以南有大石桥，因呼“小石桥”。　　卷十四录明王之翰《重修永通桥记》：吾郡出西门五十步，穹窿莽状如堆碧，挟沟浍之水……桥名永通，俗名“小石”。盖郡南五里，隋李春所造之大石……而是桥因以小名，逊其灵矣。桥不楹而耸，如驾之虹；洞然大虚，如弦之月；旁挟小窦者四，上列倚栏者三十二，缔造之工，形势之巧，直足颉颃大石，称二难于天下。……岁丁酉，乡之张大夫兄弟……为众人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