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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4-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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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第三部分第11讲 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
刘成碑今已无可考，而刘成其人者，亦未见经传。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公元1012—1021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莫宗江注）。按辽史本传，奴瓜为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盖一介武夫。统和四年始建军功。六年败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继忠于望都。当时前线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带，蓟州较北，已为辽内地，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当时再建观音阁之主动者也。 谈真大师，亦无可考，盖当时高僧而为宗室所赏识或敬重者。观音阁之再建，是在其监督之下施工者也。 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阁之再建，实在北宋初年。《营造法式》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惟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营造法式》初刊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莫宗江注），上距阁之再建，已百十六年。而统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仅七十七年。以年月论，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处边境，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在唐代地属中国，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五代以后，地属夷狄，中国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则所受影响，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如观音阁者，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 阁之形式，确如碑所载，“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阁实为三级，但中层为暗层，如西式之Mezzanine。故主要层为两级，暗层自外不见。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称为九架，盖谓九檩而椽分八段也。 自统和以后，历代修茸，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间必有修茸，然无可考。 万历间，户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独乐大悲阁记》，谓：……其载修则统和已酉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蓟州志》。柯维蓁，万历中任是职，王于陛之前任。（——梁思成原注），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暨之业斯竟。因赡礼大士，下睹金碧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围抱不易尽，相传以为就刻一大树云。 按康熙《朝邑县后志》：王于陛，字启宸，万历丁未进士。以二甲授户部主事，升郎中，督饷蓟州。丁未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5年）。其在蓟时期，当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独乐寺，当在万历后期。其所谓重修，亦限于油饰彩画，故云“金碧辉映，庄严钜丽”，于寺阁之结构无所更改也。明清之交，蓟城被屠三次，相传全城人民，集中独乐寺及塔下寺，抵死保护，故城虽屠，而寺无恙，此亦足以表示蓟人对寺之爱护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复修之。弘祚以崇祯十四年（公元1614年）“自盘阴来牧渔阳”。入清以后，官户部尚书，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晋秩司农，奉使黄花山，路过是州，追随大学士宗伯菊潭胡公来寺少憩焉。风景不殊，而人民非故；台砌倾圮，而庙貌徒存。……寺僧春山游来，讯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凭也，忍以草莱委诸？’予唯唯，为之捐资而倡首焉。一时贤士大夫欣然乐输，而州牧胡君《蓟州志》。胡国佐，三韩人。修学宫西庑戟门，有记。升湖广德安府同知，去任之日，民攀辕号泣，送不忍舍，盖德政有以及人也。（——梁思成原注），毅然劝助，共襄盛举。未几，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皆焕然聿新矣”（《修独乐寺记》）。 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当其事者则春山妙乘。所修则宝阁配殿，及天王殿山门也。读上记，天王殿山门，似为二建筑物然者，然实则一，盖以山门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势而论，今山门迫临西街，前无空地，后距观音阁亦只七八丈，其间断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门”者，实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并于寺前改立栅栏照壁，巍然改观”（《蓟州沈志》卷三）。是殆为寺平面布置上极大之更改。盖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门至阁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遗制。高宗于“寺内东偏”建立坐落，“则寺内东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毁。不惟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时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东西廊，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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