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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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气弹。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8页。　　　　
　　　　1941年6月29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年6月29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00页。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文传单之谜

　　　　据高杖子的村民说，日本飞机飞抵这里时曾撒下了日文传单。当时村里没有日军驻扎，而且来的也不是中国飞机，很显然日本飞机并不是冲着日军来的。那么向不懂日文的中国百姓空撒传单，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这又是一种新的细菌试验。　　　　
　　　　据从承德陆军医院去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上田弥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词中讲：　　　　
　　　　“在此期间内，我充当小林信的助手也参加了细菌传单的研制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细菌的墨汁来书写传单，以此来测试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细菌的生存数量。在三个月里，我这个助手干的就是制造细菌传单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细菌战的一环。引自上田弥太郎笔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号，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220页。　　　　
　　　　我认为，向高杖子村撒细菌传单也是日军的一种山地试验吧。那么村民们吃了田里的蔬菜后肯定会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种细菌呢？这将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细菌弹之谜　　　　
　　　　我在承德市采访了赵锡廷先生。赵在年轻时曾担任黑河、车河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财粮助理。据他讲，日本飞机来时曾投下了装有苍蝇和蚊子的瓦罐。所谓“瓦罐”就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张希阁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发了鼠疫，患病者达2800多人。他为此从哈尔滨调到了赤峰。据张先生讲，此后他也听过1945年3～4月期间，日军飞机在五指山一带投放了细菌弹，若干年后当地还有流行病发生的事。接到报告后，政府便组织人力前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患的病服药后就痊愈了，可能不是细菌弹所导致的病因吧。听当地人说，日军飞机投下的瓦罐摔碎后飞出了苍蝇和蚊子。但实地调查时也没发现瓦罐碎片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没听说当年的在山里的八路军和百姓为此患病的事。从当时的调查来看，村民们都是听别人传说的，没人见过瓦罐落下的现场。不过张先生也说，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行。　　　　
　　　　然而据赵锡廷讲，他当年确实看到过这种瓦罐。赵说，瓦罐若采用硅藻土烧制的话，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况日军飞机投掷的地点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经过了4～5年之久，当然很难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迹。这也说明，石井部队当年在研制瓦罐材料上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原承德专署副专员赵锡廷在采访张希阁先生时，他也谈到了七三一部队。据张讲，他所在的哈尔滨陆军医院学校离七三一部队很近，但双方却从不往来。该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学校的铃木三太郎教授与防疫给水部进行过单独联系。1945年8月27日，日军自行破坏了七三一部队的驻地，“咣、咣”的巨大响声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张先生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　　　　
　　　　以上是我在兴隆采访到的“特运处理”、活体解剖、细菌试验、毒气试验以及气球炸弹等方面的真实记录。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所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指挥官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线展开了排山倒海似的战争场面。其实它只是战争中的一部分，是由那些打着试验为名暗藏于各部队中的一个兵种来完成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影子部队”在浙赣战场上投放了鼠疫病菌，在山东作战中撒放了霍乱病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毒气试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法官：你在叙述满洲实施的生化武器试验中使用了“材料来源方便”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　　　　
　　　　被告川岛清：这里所说的方便，就是指满洲的试验犯人非常充足。　　　　
　　　　末章反思兴隆悲剧　　　　
　　　　日伪时期兴隆县南土门杀人场　　　　
　　　　长城线南北　　　　
　　　　兴隆县原属于河北省管辖，此后1933年的热河作战中，关东军用武力强行将该县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长城划定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1937年后，日本又以长城为界，将北侧划为关东军的占领区，南侧划为华北派遣军的管辖区，由此，长城南北两侧的无人区状况也不尽相同。此外，中国人将长城南侧又俗称为关内。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马兰峪村“人圈”遗址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集中115个团（团=日军的联队）约40万兵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沿线对日军展开了全面作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作战期间，八路军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同时还使井陉煤矿陷于瘫痪，此举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夏季，华北派遣军在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同时，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彻底的毁灭性作战。而冀东作战（1942年4—6月、8—9月、9—10月）则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指挥此次作战的是华北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　　　　
　　　　完成对鲁家峪的扫荡后，铃木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会晤中又向冈村征求意见说，他已提出了一个为期20天、制造一条4公里宽的“无人区计划”，并说此计划将于8月开始实施。计划实施后，铃木还同原田师团长一起乘飞机视察了无人区地带。当从空中发现被烧焦的土地上还有缕缕上升的炊烟时，便一一标记在地图上，然后再命令联队长对此进一步清剿。据铃木交代：“联队长每天都按图索骥，严格执行着清剿计划。凡残留的民房一律烧毁，凡反抗者一律杀掉，此外还将那些被捕的农民押送到伪满洲国去做苦役”（摘自中归联编《侵略》中的“无人区地带”一文）。　　　　
　　　　徐宝志另外在“无人区”外围，日军还强迫百姓挖掘了封锁沟（宽6米、深4米），修筑了封锁墙（宽1米、高2米的石墙）。　　　　
　　　　河北省内没有“人圈”，日军在此实施的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但马兰峪的“人圈”则属例外，这是因为从马兰峪越过长城便可进入兴隆县，且当地又有满洲皇帝溥仪的先辈陵墓，所以关东军就将马兰峪划为了伪满洲国版图之内。当地老人徐宝志（81岁）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人圈”的遗迹。　　　　
　　　　潘家峪惨案　　　　
　　　　潘瑞俭本多胜一的《日军在中国》一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披露了1941年1月25日，日军烧毁整个村庄、屠杀村民1237人的潘家峪惨案经过。当时，村民们被赶进一座地主大院后，日军便开始用机枪进行疯狂地扫射……如今村里仍保存着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我发现断壁残垣的瓦砾中，一丛丛枯草随风摇曳。另外村里还保留着一处夹道式的建筑。据村民介绍，当时有200多个孩子逃到了这里，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日军的追杀……　　　　
　　　　惨案发生后赶来的八路军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烧焦了的孩子们的尸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如今不远处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纪念碑的墓地，同时村里还建有阶级教育纪念馆。据介绍，惨案发生后幸存下来的36名伤者和当时不在村里的共有276人，是他们又承担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务。此后有22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村里还自发成立了复仇团，大人们都是复团的民兵，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66岁的潘瑞俭一边带我参观那座地主大院的遗址，一边介绍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我12岁，日军扫射前我已躲进了猪圈里的小窝篷。开枪后日军先用苞米叶点着了整个大院，最后又进院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当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想这下全完了。岂知他大声地向长官报告说：‘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来，还多亏了那位年轻的日本兵啊！”他认为日本兵里也有好人。至今，潘瑞俭仍无法忘却双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紧张瞬间。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潘家戴庄惨案

　　　　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这16个人在别处挖了一条长30米、宽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