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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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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说奈甭薰５搅�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３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红（左）高久荣夫妻杨合杨合（74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３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万人求
白庆余（85岁）、王贵稳（78岁）的口述：
白庆余王贵稳集家后，白马川成了有80户、400多口人的部落。这里是进山的入口，所以驻有警察，但他们不在部落里，而是驻在如今的学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还有两个日本人。
那年，部落里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里却没有一人得病。症状是呕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时，许多山里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毙了。记得在半壁山曾住着一个叫中川的日军军官，但不知他是什么级别。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关白马川惨案的经过，我已在双庙村采访时了解过了。
周彦存（72岁）、吕瑞清（77岁，吕风池之子）、孟宽仁（68岁）、周彦柱（71岁）的口述：
万人求如今叫河北庄。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孟的在这里发了一笔财。此后，人们便到这里来求财。所以，万人求这个地名也就叫响了（抗战中，当地又称为万人仇，即仇恨日军的意思）。当年，村内共有20户140人，但日军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10户1000多人的村子。周彦存孟宽仁吕瑞清周彦柱1943年时，村里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由于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300多口人。有的是全家灭户，也有的是一家死了2～３口人。死亡率高达30％，等于全村每3人死1人。死得连放牧的人都没有了，尸体堆了一片，臭味难闻。这种病传染的速度很快，孟宽仁当年就得过这种病，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病的症状是泻肚，便里有脓血，发烧，不能进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病。也有的人经中医扎针治好了，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满身都起小红点子，一般是两个一对，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认为是出天花。从1944年4月至7月，瘟疫逐渐厉害起来，有的一家竟死了3～５口人。然而，在兴隆县城里就没人得这种病。
当时部落里有两口井，而且日军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间地带。
大水泉村驻扎的是伪满洲国军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双庙村驻着伪满洲国军第二、四联队的两个中队，万人求村驻的是伪满洲国军第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到了1943年，讨伐队前来替换伪满洲国军队。但从未听说讨伐队的人传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有大夫也有药品。
万人求村“人圈”遗址
1942年末，敌人抓走了9人，除了一人逃回来外，其余的8人都被杀害了。从本村被带走后再也没回来的有60多人。在外面被杀害的有8人，另有6人被抓去运完弹药后，又让敌人给杀了，饿死在外面的还有9人。
那时，当地曾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圈’大得真惊人，出入只有一个门；半夜警察来敲门，发现生人杀满门。”一到夜里，警察常来查点人数，通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3户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时变成11人，那么多出的一人就被当做八路，连带全屋的人都得被杀头。另外，外出不带村长开的介绍信也要被杀头。
本村的李明远当时曾是村里的办事员，他负责给八路军送粮食、鞋和袜子。现在村里周支书的母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妇救会主任。吕瑞清那时住在兴隆，集家时不在这里。
万人求是两面村，既给日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所以村长也是个两面人。周彦存的父亲当村长时，就给伪军和八路军都筹过粮食。有一次，吕风迟带领村民给八路军送去了11包粮食，返回途中被伪军发现了。吕风迟就让其余的人先回去，只身一人跟敌人去了。后来多亏他儿子吕瑞清八方打点，敌人才释放了吕风迟。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刘杖子
熊斌（83岁）的口述：
熊斌（熊斌是万人求的人，万人求和刘杖子属同一行政区。）
1938年八路军路过村里时曾到过我家，这样从1939年起，我就秘密给八路军做联络员。主要是传递情报，当时传递过鸡毛信和长短火柴杆（一种暗号）。1938年曾当过万人求的村长，1939年当过村办事员，1940年又当村长，1941年又改为办事员，后来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这里从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在万人求修建了4个炮楼，“人圈”大门有站岗的把守，出入必须有许可证。
仅1944年上半年，万人求村就死了200多人，多数是从外村被集家到这里的人。经常是一户死2～３口。开始时，人们还举行吹喇叭的葬礼，但后来死的人多了，而且每天都死人，所以葬礼也就取消了，到后来连掩埋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遇着解放，恐怕连大人带孩子还不全村都死绝喽！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得的是什么病。
1943年冬天，日军和讨伐队在东水泉杀了70人。1944年12月27日和29日，又在成功北沟杀害了30多人，同时在西沟的姜家又杀了6人。当时，我在山上打游击，当我们赶到后，一切都晚了。我们是摸着黑进的屋，踩了满脚血。那时，成功北沟村的民兵只有5支长枪，连子弹都没有，所以无力抵抗。
民兵杨景民曾听人讲过地雷的事，但未见地雷是什么样。但他还是领了些炸药，在自己家里试制地雷。把拉火索接在手榴弹上就成了地雷，往石头里填上炸药就制成了石雷，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当年，我们这里曾有称为“四虎”的人，虎山李青，虎义是我，还有虎命和虎春，当然这些都是代号。
1943年冬季，这里曾住着40多户村民，第二年减少到29户，日本投降时只剩下四五户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日军杀害了，也有的迁进了部落（“人圈”）。一进去能得到部落长的保护，也免得在外面遭到任意杀害。这一带都归吕风迟管辖，他也就此保护了很多村民。离这不远处有个鸡冠砬石洞，里面能容纳三四十人，我们一家在洞里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那天。
1944年，日军搞了个对投共家属大搜捕行动。我哥嫂被敌人抓住后都送到北票去了，当年嫂子廿多岁正有身孕。在北票，让男的去当劳工，女人则强逼着再嫁人。后来，我哥逃了回来，5岁的侄女被敌人抓走后下落不明，我母亲和我弟妹也不知去向。我的大女儿只好随我奶奶去了“人圈”。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小女儿逃到了山里。到了1946年全家人才陆续团圆，但我嫂子至今未归。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黑河行——“无人区”与“人圈”
万人求是孟副县长的家乡，双庙则是其夫人的故里。我们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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