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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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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在黄土平原上，这一带曾是当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应为第二十七师团第二十七步兵团。该步兵团于1938年7月15日由原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兵团改编而来，辖第一、二、三步兵联队，团长为永见俊德少将。改编后划归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战斗序列，并从塘沽出发赴南京方面作战。1938年11月29日，又调归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驻扎天津。团长相继由松山□三、铃木启久充任，辖第一、二、三联队和山炮兵、工兵、辎重兵3个联队，另有搜索队、通讯队、兵器勤务队等。1943年6月17日调归关东军战斗序列——主编校），为讨伐八路军游击队而疲于奔命之地。其后不久，汽车便来到了当年日中两国军队曾激烈交战过的著名喜峰口战役的长城线。驶过喜峰口，便进入了深山峡谷。从这里起则属于当年伪满洲国的领地，同时也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及承德宪兵队司令部的防区。
关于长城南部平原地带的“无人区化”情况，我已在《又一个三光作战》的另一章中单独介绍过了，故本章不再赘述。其实在开始撰写本书时，一直给我做向导的陈平先生也曾计划带我去兴隆、宽城等地采访一下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士，但因当时那里还是“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故只得作罢。不过，这次经批准后的采访，向导仍然是陈平先生。
若乘车沿此公路一直行驶，便可直达承德市。但我们乘坐的车却在中途驶离了公路，沿着从山谷间流淌的滦河岸边，向碾子峪乡的大屯村驶去。那里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也是此次采访中要会见的第一批幸存者（中国人将大难不死而生还者称为“幸存者”，可见中国人用语之贴切，其文化之博大精深）。此后的一周里，我先后走访了隶属于宽城、兴隆两县辖区内的11个镇、乡、村，当场听取了19位幸存者的证言。这些小山村都地处深山峡谷之中，几乎又都是山间土道，普通面包车等根本无法行驶。因此，我们只好改乘吉普车，摇摇晃晃地在峡谷间迂回前进。
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幸存者侯永会（左）与刘凤兰
幸存者侯永会的证言那是1941年初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为了搜捕八路军游击队，日军率领伪满洲国军的部队从喜峰口方向突袭而来，先放了三发炮弹后，敌人便从村子的东西两侧包抄过来。从村西口进来的，多是伪满洲国军的中国士兵，他们大都将枪口抬高向空中发射，所以那里的村民死亡人数较少；但村东口进来的都是日军，故死亡者众多。
当时，全村共有四百几十户人家。在此次惨案中，全家被灭绝的有14户，全家仅剩一人的有19户。侯永会当年整13岁，是和父亲一块被敌人抓住的。日军先用刺刀捅了他7刀，他当即昏死了过去。幸好他当时穿着厚棉衣，才幸免于一死。侯永会边说边脱下了衣服，让我观看他肩上和背上留下的刀痕。另据侯永会说，当他苏醒后才发现，其父亲被刺刀穿破喉咙后早已气绝身亡了。当时除了他父子二人之外，家里其他人都到邻村串亲戚去了，所以他们才躲过了这场惨案。
幸存者刘凤兰的证言当时，刘凤兰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日军闯入村子后，母亲抱起她就往外跑。当刚逃到村外已结冰的河上时，母亲就被后面追上来的日军用刺刀捅死了。由于母亲的身体压在了她的身上，所以她才侥幸地活下来。日军撤走后，姥姥寻找她们娘俩时，才发现外孙女还活着。老人抱起她时看到，她身下的冰层已溶化成了一个坑状，包裹着她的小被子也被鲜血浸透了。在那场惨案中，她父亲也被杀死了，但怎么被杀死的却不得而知。此外，他的爷爷和奶奶也都双双死于日军的残杀之中。这些事都是在刘凤兰长大之后，在姥姥的反复念叨中才逐步知道的。最后，刘凤兰又喃喃地说道，虽然是姥姥一手将她抚养成人的，但自她懂事起，就经常为失去父母之爱而深感伤心不已。不过，既然现在中日两国已恢复了交往，她也就不愿意提起当年那段伤心的往事了。
侯永会背上的刀痕清晰可见
第二个采访地是孟子岭的王厂沟，那里发生的惨案更令人震惊。我们从宽城县城乘车出发，沿柏油公路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先到达了孟子岭乡，而王厂沟离这里还有15公里的山路。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小溪边的山间土路驶过两座山后，才到达了这个深山中的小山村。其间，那狭窄的山间土路坎坷不平。当行驶在断崖上时，其土路宽度似乎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我在途中还看到，环绕在山间的层层梯田上种满了高粱、谷子和栗子树。
虽说王厂沟地处偏僻，但这里却有将长城南侧与承德之间连接起来的一条山路。因此，早在1939年，八路军就往王厂沟派过联络员。翌年，又将该村变成了秘密抗日根据地。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何谓“三光作战”（3）
为了讨伐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3年期间，设在孟子岭据点的日军曾多次进山扫荡过王厂沟。他们不但焚毁了村庄和粮食，而且还放火烧光了周围山上的树林。日军先杀害了村里的男人后，又把妇女们拽到山上去强奸。此外，为了铲除抗日根据地，彻底切断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日军还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将王厂沟及周边一带的山区设定为“无人区”。当地的村民都被强行赶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凡有悄悄返回王厂沟的村民，则一律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而日军在连续讨伐中，也曾在山里与八路军发生过激战。战斗中，有百多名日军被八路军击毙（据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时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回忆，此次战斗发生在1943年5月16日。当时关东军第一○一师团第九联队春田中队150余人遭八路军600多人伏击，激战两小时，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余被全歼。八路军也伤亡50多人，其中包括阵亡的营长薛辉荣——主编校）。为了复仇，日军又对王厂沟的村民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镇压行动。
该村的幸存者们似乎都在尽力地去追忆日军当年的多次讨伐行动，以及那漫长的“无人区化”生活和“集团部落”中的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具体事实，他们还凑到一块儿核对数字。不过，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证实，1943年夏季，日军在遭受了八路军的重创后，又对王厂沟一带的村民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全村600口人中，被日军杀害了112人，其中全家灭绝的有45户。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强制赶进“集团部落”后死在那里面的人数。
幸存者刘殿功（78岁）的证言1943年夏天，日军从四面包围了王厂沟村。敌人逮捕了村民后，便开始追问八路军的去向。刘殿功被捕后，先被押到孟子岭的日军据点，接着又把他绑在一个寺庙的柱子上进行拷问。因日军未得到任何口供，他又被押到喜峰口的宪兵队驻地。此后，他又辗转被关进平泉及承德的监狱。最终，他在承德被判了无期徒刑，随后便被强制押往锦州的纺织厂做劳工。
日本刚战败时，他也没被释放。后来监狱里发生暴动，他乘机逃脱了，但很快又被日军抓了回去。不过，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也获得了解放。当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刘殿功一心想回故乡，便徒步沿途乞讨，最终总算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小山村。当年和他一起被押往东北做劳工的共有4人，而活着返回故土的仅他一人而已。返回家后他才知道，在那次日军的讨伐中，父亲已遭杀害，妻子被强奸后又被虏，当年9月也死了。据刘殿中回忆，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当年那场大屠杀中村内全家灭绝的就有4户。
幸存者李春达（73岁）、刘成国（62岁）的证言日军第一次来这里是1941年春，目的是“集家并村”。当时，村里有4位老人不愿意搬走，日军当场就点着了他们的房子，人也烧死了。开始时，日军只是命令全村人拆房子搬走，到后来便将不服从命令者立即处死。
那是1943年夏季，玉米刚吐穗。当时村里的人口已大为减少，而八路军的活动也有所减弱，这时日军又来了。这次他们先烧庄稼和粮食，接着又对没搬走的村民开始了大屠杀。
李春达的祖母、母亲和他的未婚妻被日军拽到山上强奸后杀死了。他本人虽然逃脱了，但身上还是中了4枪。
刘成国的祖父当场被烧死。其父也因参加过八路军，被日军抓住后就押送去了承德，后来又在那里被处死了。当年刘成国9岁，他曾徒步去承德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此后，他和祖母、母亲、兄弟及其伯父一家人都被迫搬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生活。在那里，伯父一家人中又有6口人患热病死去。
由二位老人的诉说中可知，在日军的这次行动中，村里被灭绝的有7户。包括那些不愿意去“集团部落”的老人、病人在内，全村惨遭杀害的有四五十人。这些死难者并不是被抓到一块后遭集体屠杀的，而是日军闯入分散在山中的各家各户后将他们处死的。惨案发生后，日军曾在当地留守过一段时间，尸体被放置了七八天，气味十分难闻。后来，死者的亲属和村民们才把这些遗体汇集到一起埋葬了。此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山参加了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武装斗争。
幸存者关贞瑞的证言我们在去王厂沟的途中，曾在一个叫刘杖子的村庄会见了一位名叫关贞瑞的老人。据他讲，当时他刚7岁，全家6口人都住在王厂沟。那是1943年夏季，全家人正在吃饭时日军闯进村来，逃跑之中父亲首先中弹而死，母亲则带着哥哥、他及3岁的弟弟急忙钻入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因弟弟害怕直哭，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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