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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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他还是哇啦，没说一句话。后来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和李自省、刘景春3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　　　　
　　　　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方法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这一年2至7月，日军3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　　　　
　　　　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农历三月初二至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当时的职务）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鸡冠山烈士洞　　　　
　　　　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一里地段，内有大、小7个洞。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狐仙洞很深，且又隐蔽。平日洞内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日军扫荡鲁家峪，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　　　　
　　　　部分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3天，一无所得。就逼使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5天（4月20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回东峪村。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洞，叫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的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地往洞里蹭。进洞内不深，被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马即退出洞口。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喝人尿、湿手巾或湿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的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厂长王振远等工作人员14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后，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思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让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有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难（其中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72人）。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影壁山前的残杀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它好像一道影壁，故名影壁山。影壁山的周围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就在洞里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15名群众。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众70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亲自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的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农历三月七日），龙宝峪村26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也是从单阴背山被日军抓来的。日军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转悠，哪儿没有藏着人和物资，他往哪儿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于是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亲自去挖。”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押着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只砍了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那个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铮铮铁骨的李友章，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4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轮奸后，又一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被抓来的70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月21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诈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24人（其中有4个小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第二天（4月22日）早晨，那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42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他的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的背部，张当下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9人。日军走后，张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幸存。　　　　
　　　　日军这次扫荡，共有63人惨遭杀害。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血染馒头山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　　　　
　　　　1942年4月，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遭血洗。当时冀东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二百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4月24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余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军官在馒头山进行搜查时，踩响了报国队员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逼着他俩去挖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挖，被日军挑死在洞前。　　　　
　　　　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窒息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橹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15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19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走后才爬出洞来的屈平、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3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其余2人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鲁家峪惨案受害幸存者　　　　
　　　　张俊金生前最后的照片日军的子弹在张俊金背上留下的伤疤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鲁家峪曾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抗日军民225人（其中有外村避难的34名，军政人员61名）；烧毁房屋3900余间；损失物资难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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