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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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县警备科警察讨伐队、日伪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长黑烟（日军）指挥下，2月1日凌晨，分别窜进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沟、西大庙村，抓捕了村干部及为八路军办事的伪牌甲长和普通群众250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别关在上板城村西烧锅院内和烧锅西院的4间房子里。　　　　
　　　　第二天，黑烟股长组织日军和伪满警察，在两个院内分别对抓捕来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地折磨。西大庙村十家牌长李祥和其弟李洪，还有知文邦、杨俊武在刑讯时，前胸后背全让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烫焦了。暴徒们管这种刑罚叫“穿火背心”。松树沟村杨万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让他张开嘴，夹起一块火炭擩进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屡遭刑讯，也不吱声，日本警察扒下他们的衣服，摁倒在地，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严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并怒斥日军警察。日本警察兽性大发，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承德县“二·一”惨案（3）

　　　　2月7日，下板城、上板城两处释放了一些人后，把刑讯逼供后定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册的村干部，分别捆绑，用火车押运承德监狱。　　　　
　　　　全县被押送到承德监狱的共有376人，其中新杖子284人，下板城48人，上板城44人。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十八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拖着脚镣，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看守在监房外面看着，谁违犯了，就被叫到监外一顿毒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刑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两顿饭，一顿一勺红高粱米粥，稀得照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没有口供的继续刑讯。刑讯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残忍、更狠毒。黄旗湾村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村李香，先后被电刑和吊刑夺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一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将死尸装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里。送进监狱的318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1956年，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大血债。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鲁家峪惨案（1）

　　　　李永春陈庆平　　　　
　　　　鲁家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鲁家峪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踊跃参军支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注视。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日军恼羞成怒，逞“强化治安”之淫威，对鲁家峪多次进行重点围剿，制造了鲁家峪大惨案。　　　　
　　　　火烧鲁家峪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左，纠集了驻遵化县城、王各庄，驻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在山洞或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这次日军包围鲁家峪的企图：一是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三是找村干部，破坏村政权。　　　　
　　　　鲁家峪惨案遗址：上图的碾子是鲁家峪大庄日军砍杀群众之前捆绑他们的地方。　　　　
　　　　2月14日，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刀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的“有敌情”的讯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七八百群众被日军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人冻僵了跌倒在地。　　　　
　　　　日军对青壮年进行赤身检查，认定他们不是八路军，又逐个儿地审问。米左带着翻译来到人们的面前，先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的，将华北建设成幸福的“乐土”，说出八路和村干部，皇军有赏……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左见人们不听他那一套，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还逼两个农民躺在雪地上，日军穿着皮鞋踩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村干部。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日军的企图失败了，米左恶狠狠地抽出大洋刀，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和干部，统统烧掉你们的房子。”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等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他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将其扔进火堆，被烧成糊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一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了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即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望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同年7月16日（农历六月二十日），驻遵化县王各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队大队长王大胡子（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又纵火焚烧，东峪和东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有跑脱的三十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继而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了，日伪军才走。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鲁家峪惨案（2）

　　　　时隔三天（7月19日），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0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鞋上蒙的白布（戴孝）可以扯掉，出了天花脸上落的麻子无法改变。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窑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8个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