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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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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无辜群众，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个砍死的。这就是被迫进入“人圈”的人民受日本残害的铁证。
我县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户，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地区，被划为“无人区”。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坚持在“无人区”守卫自己的家乡。日本对这些人民，对这片“无人区”，实行了残暴的“三光”政策。经常发兵围剿扫荡，见青苗割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就抢光，见人就杀光。据二十七个“无人区”行政村的统计，被扫荡打死我“无人区”人民达四千余口。二区小河西一个村，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三区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个。五区暖和堂，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七区前乾涧，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众，将衣服全部剥光，用乱棍打至不能动的时候，又将这十九个人装在菜窖内，活活的用火熏死。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围剿我各地“无人区”，十五天的时间，仅中田一个村，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一百七十九口。坚持“无人区”的张凤彦的妻子，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被日本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肠肚。日本鬼子们走后，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小黄木沟一个窑洞内藏着十七名群众，被日本鬼子活活的用火熏死在窑洞里十六名。
有的“无人区”人民逃出了枪杀、刀砍，但却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摧残而死去大半，如中田一个村就无吃无穿无住冻饿而死者四百余人。
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兴隆“无人区”内牺牲的，据这次调查统计就有二百多名，如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七区，日寇一次打死我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三十余名。一九四一年在四区拨子村，打死我县长新华。
日寇“抢光”的罪恶更是不胜枚举。在“无人区”就抢去骡子一百九十七头，马六十多匹，驴一千三百多头，牛一千八百多头，羊近三万只，猪一万余口；抢去衣服四五万件，被褥六七千床，布两万匹；砸毁锅、缸二三万口；其他器具是无法数计。“无人区”碾磨一盘不剩，全部被砸毁。
日寇就以此兽行摧残兴隆人民，把人民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父兄被杀、母被砍、家破产的境地，把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芜的草原，把整齐的住宅变成了颓垣断壁和焦土，使人民处于无以为生的绝境。
兴隆县的广大人民对日本这一笔血债，清清楚楚地记在心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纷纷控诉日本关东军第八八一部队、夏道队、小彬队、山下队、渡边队、导田队、塚纲队、黑严队、一田队、日本宪兵队；控诉日本伪兴隆县长田正四三男、村上荣信、石川；控诉日本伪兴隆警务科长池尾、前田利一、深内坚一；控诉日本伪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及一切日本战犯的罪行。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图）
伪司法部策划组织在承德县所进行的血腥罪行有：
日寇于一九三一年进攻承德县，为了镇压我抗日军民，摧残百姓，全县设有警察署五处，宪兵队四处，国兵、讨伐队、协和会各六处，村公所十一处，分驻所十八处，均设于我县人口集中的集镇，为法西斯统治人民的工具。最严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非法的划定无人区，修人圈，大抓国事犯（即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办事员），到无人区扫荡，残酷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奸淫妇女，逼得农民妻离子散。
仅在日伪统治的十三年内，据不完全统计，被抓去曾给我军送过信的、做过鞋的、听过我地方工作人员会议的劳苦农民，就有二万零二百七十七名，如康德四年和九年这两次逮捕，共抓去八百余名。仅康德九年十二月在四区砖瓦窑子村，一次就抓去农民六十余人，送承德市治安庭处理后只放回五六人，其余被判徒刑送至东安等地，至今一人未回，全押死在监狱。其中抓去下板城附近村子的农民计有四百余人，如下板城胡起旭等十余人，被杀死在承德市水泉沟内，有的被判徒刑后释放，有的被关在监牢内。杀死我抗日干部九十三名，战士二百九十六名，村干部二百三十四名，抓农民去阜新等地做劳工的一万四千九百七十三人，其中因在做劳工被打骂，食不饱，穿不暖，在工地冻饿而死的约三千一百八十六人。
此外，在集家并村时，因有的人房屋、粮食被日寇烧光、抢光，甚至一家劳动力要去做劳工或被杀死，只剩下妇女、小孩，老的老，小的小，全集到人圈里，没有一粒粮，没有房子住，地方很小，人特别多，每天还得受严刑拷打，这样致死的有二万零九百一十八名。如常峪沟村，在一个很小的野地里修了一个人圈，把附近百姓赶到那里的有百余户，还驻有国兵、讨伐队一百五十余人，每天翻箱倒柜，奸淫妇女，叫百姓训练、修炮垒等，因被打骂冻饿而死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如陈荣等十余户因男人死去，妻离子散。最毒辣的是，我县有百余个村被划为无人区，在这些村实行“杀、抢、烧”三光政策，并不许农民去这些村子种地。这时有警察局日本人黑岩股长领警察讨伐队百余人，专门到“无人区”扫荡，杀、烧、抢掠，奸淫妇女等，光“无人区”就杀我基本群众一千一百六十六名。如一九四二年，在一区西化于沟扫荡，逮捕农民李树林、杨和等二十九人（全是各家家长）带到一个小院内，排成队跪下，用机枪点射，打完后，又用刺刀挨个儿的挑，最后又用柴火烧，这二十九个农民，在被机枪打、刺刀挑、火烧等，活活死去二十六人，其中因有三人在那些人身底下，刺刀未有挑着，才留了条活命归乡；又如十一区贾家曲村，一九四二年四月间，一次就被日寇围剿住群众二十四名，弄在一起活活用刺刀给挑死，死后并把尸体用火烧了。如胥景春、胥景见、赵廷增等户，一九四二年以前一家有八九口人，被残害只剩两口人。
最惨无人道的是，“无人区”赶下来的姑娘、媳妇，配给那些匪兵成妾等就有十余名。如坚持山地的农民李存龙一家三口人，其中被杀害两口，只剩下个十六岁的女孩配给匪兵（解放后才被找回）。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日本鬼子在承德县内实行前述惨无人道的血腥罪行，均属实。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日军在承德制造的“国事犯”事件（图）
高滋安
无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惟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长。伪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六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34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20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儿跟八路见的面，在哪儿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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