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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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多人死在承德监狱或被杀害在水泉沟。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4）

　　　　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和铁路警护队依“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采取个别“逮捕”和一齐“逮捕”方式，在热河制造的白色恐怖十分厉害。据《伪满洲国史》记述，1935年4月至1943年11月，日伪在热河进行一齐逮捕11次，逮人　18　000　多，其中杀害2000余人，转送1500多人。这当然不是全部数字，而且不包括最后一个时期的情况。　　　　
　　　　1944年2月上旬，日军和伪讨伐队在兴隆县潵河川各人圈“检举”，抓2000多人，在当地集体屠杀120多人，其余押解承德监狱，大部分送东北当劳工，少部分判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3月，上万名日伪军在兴隆进行春季大“扫荡”，持续10多天，全县被抓3000多人（仅中田村就被杀197人），除在当地刑讯释放、杀害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送往东北各地当劳工，其中470多名押入承德监狱，被陆续折磨死。同月，日本赤峰宪兵分队长百鸟伴次郎以下宪兵200多名，在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地区“检举”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组织农民破路分子200名，用殴打、灌凉水、吊起来等方法刑讯，其中70名送承德入狱杀害。6月，日伪在兴隆进行“投匪家庭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亲友，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抓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104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在青龙县搞“检举”，从汤杖子等村抓走54人，押到承德，翌年2月15日（正月初三）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据滦平县党史办统计：由于日伪在滦平县强迫老百姓集家并屯，迁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饿死、冻死、瘟疫病死和被敌人检举杀害的，共伤亡20　700人，其中被日伪杀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龙县集家并屯前后被敌人“检举”杀害7234人，全部死在承德。　　　　
　　　　从青龙、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几个县调查证实，日伪搞“反集家大检举”、“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等陆续抓到承德杀害（含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000多人（不完全的数字）。　　　　
　　　　搞破交检举，在承德杀害1300多人。　　　　
　　　　笔者仅从承德县、宽城、凌源、围场、平谷等县的局部调查统计，日伪从1935年至1944年7月，进行若干次不同规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杀害的1000多人。　　　　
　　　　笔者依据遵化、宽城、密云、赤城、青龙、滦平等县的部分调查数字，日伪军从1941年10月（农历八月）至1944年冬，对“无人区”的多次“扫荡”，抓到承德杀害的1000多人。　　　　
　　　　日伪对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频繁“围剿”，从1938年11月以后的战例中初步统计，俘八路军党政干部、战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残害的有2100多人，内有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副政委（红军）廖峰，迁遵兴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同县十一区区长王一民、县委组织部干事温秀之、县武装总队队长张惠、县情报交通队队长张兴国、六区干部依林，蓟遵兴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委书记李光、六区区长张连涛以及村办事员韩荣久、贾子臣、葛子林、马台，县游击队侦察员宋占青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他们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监狱一次电刑杀害300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盘踞12年多，仅从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不完全统计，他们杀害了65　000多人，制造了30多个惨案村。其中兴隆县的大莫峪、楸木林、兰旗营，宽城县的暖河塘，青龙县的化沟，承德县的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杀绝，变成了寡妇村。　　　　
　　　　这些村庄被检举逮捕的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除了在当地被杀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5）

　　　　三　　　　
　　　　承德监狱不仅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也是伪满洲国的最大监狱之一。狱内设置戒护科（后更名为监理科、监护科）、需用科、文书科、会计科等科室。狱中分设已决监（已判刑，含女犯）、未决监（未判刑，含女犯）。监内又分国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经济犯等监房，另还有外国人监。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营子三官庙三级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数在监狱。将未决犯集中到院子，由检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宪兵队送审裁定意见书进行判决。判15年以下的，判完转送东北各监狱服苦役，判无期徒刑的就地关押或杀害。判死刑的，人数少的在监狱西南角绞死，人数多的在监狱电死或者在夜间或白天拉到水泉沟砍杀。监狱内的直接杀人手段也由原来的绞刑桩（人工勒死）发展到滑轮组制动的绞人翻板。狱中设置专事杀人的刽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义”，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杀。从1939年以后，这是一种主要屠杀法。用生活虐杀，以病死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达到置被囚者于死地的目的。　　　　
　　　　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贪污药费。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人带着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让脸朝外坐着，后一个看着前一个后脑勺，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70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有的死了没经看守允许，两旁的人也不准移动。冬天室内生火墙，有其名无其实，经常灭火，屋中冰冷，睡板铺睡凉炕，衣单被薄，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患病不给治，刑伤加饥饿，使很多人死在监号里。监狱里死人比在水泉沟老阳坡砍杀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着，活犯人抬死犯人，刚开始的时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锨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小坑放好几个，几锨土也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人烂尸。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门窗正对杀人场与老阳坡相距不过半里地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年73岁，潘德山之妻）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48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桶从河沟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桶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十八，再过十八年还跟你们对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等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震耳欲聋。高庙、头道沟、鹿栅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残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或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乡卫生院墙外东南角）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掏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是红的。遍地尸体，处处白骨。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到水泉沟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遗骨，花了五天时间，净人头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个大间屋子那么大的坑，像垒墙那样干插缝把这7000多烈士的头骨安放在坑内掩埋。因为被狼、狗和鹰叼拽遗的散碎尸骨太多，到处都是，当时没有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遗骨。人们步入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见到掩埋50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质松软的老阳坡，从雨水冲刷形成的许多龟裂断层中，由地面至数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来的东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头盖骨的顶部，遗骨残骸到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杀害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无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17日两天，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受伪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