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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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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外的敌占区，甚至连抗日工作基础最好的五区张家坟一带也有一些群众走出山沟，领取“良民证”归入了敌人指定的“部落”，一些党员和村干部也进“部落”向敌自首。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平北丰滦密的“无人区”（2）
伪华北方面敌人还从1942年4月开始，强征5000多青壮劳动力，沿着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即“封锁沟”）。10月底，“治安沟”挖成，西起昌平的桃峪口，途经丰滦密九区的平义分、北宅、白厂，四区的红螺镇、范各庄、流水庄，六区的康各庄、卸甲山、署地、坟庄，二区的北白岩、尖岩、庄户，三区的董各庄、燕落、不老屯、学各庄、石匣，东至潮河岸边的辛庄止，总长180华里，宽3丈6尺，深1丈6尺。沟边每隔一里建一炮楼，大炮楼驻日伪军，小炮楼由沿沟各村保甲棍团监守。接着，敌人将大沟以北、长城以内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八路军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了大村。在敌人的淫威下，沟北大部分群众不得不搬往沟南，另有少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治安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在丰滦密联合县内就形成了东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
“部落”群众的生活处境非常凄惨，他们不但终日受监视，服苦役，而且经常遭受敌人的打骂凌辱，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部落在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盐和3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百姓长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难，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一种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众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1942年资料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400口人，这一年就死了160余口。
日伪为了彻底断绝“无人区”军民的生路，除了在“扫荡”中大肆烧杀掠抢外，还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对丰滦密“无人区”施行“割青”政策。每当庄稼吐穗灌浆的时候，日伪军就进行“割青扫荡”，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手持镰刀进入“无人区”割青苗。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就割毁了地处“无人区”内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数割光。
秋收季节，日伪军又进行抢秋“扫荡”，驱赶大批百姓进入“无人区”抢割庄稼。为保住即将到手的粮食，抗日军民一面突击抢收，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抢秋之敌。群众在护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1942年秋收时，日伪军到张家坟抢割庄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后又到别处去割。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张家坟村群众见敌人离去，马上冲下来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日伪军返回运庄稼，见大堆谷穗不翼而飞，气得往山上胡乱打枪，毫无办法。秋收以后，日伪军又疯狂地下乡“扫荡”抢粮。1942年12月初，石匣据点百余名日军到“无人区”内古石峪村抢粮。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遵化山区的“无人区”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遵化地处冀东，北靠长城，与兴隆县相邻，东与迁安（今迁西）相接。日本侵略者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了所谓“民匪隔离”。从1942年秋季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与东北的关东军协同，在长城沿线及其他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遵化东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别建了两个部落（即“人圈”），日伪军对无人区的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统治。
一、集家并村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日伪除把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外，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几乎全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在长城沿线以南5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楼1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据守据点。整个“防共沟”共筑大碉堡27个，日伪约派了4个兵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人们称“人圈”。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统统拆掉或烧毁，使大批无辜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93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地处纯山区的32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9％，包括6680户、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计950户、4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伪疯狂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夹击、包剿外，还专门组织快速部队，普遍检查他们所到之处，不论沟谷川道，还是丛山峻岭，都反复搜索，经过之地，草木过刀，房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并，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实行“集家并村”，强迫群众进入“人圈”，稍有迟缓不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家在“无人区”的群众惨遭杀害1200多人。仅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杀害647人。盆楼峪的农民廖振富在“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不得不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他领着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儿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农民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口挪肚攒刚盖上三间房，日伪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恋家不走结果到了期限，日军放火烧了房屋，哥儿俩也被打死。寨主沟180多间民房全被烧毁，但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最后一次被日军抢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60盘驮子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长城沿线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杖子村罗圈峪处在偏僻的深山沟，由于日军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里一度保存了21间住房，但后来，有本村坏人告密，日军快速部队得到消息，即行大规模搜山，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还是给烧光了。
日伪规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军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三次，就连栽的萝卜、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给铲掉。秋季敌人没有搜到的地段庄稼成熟了，日军又乘机大肆抢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日伪军的手中。头道城子的陈谋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伪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余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挤在一块儿住。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多次被烧垒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的窝棚苦挨，往往一个山洞子里竟有几家同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这样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着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有的一家子抻盖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有的为了御寒，不得不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身，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秋黄季节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类进口。吃饭没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皮代之。做饭没锅，只好用残锅底、破洋铁桶、破钢盔代替。日伪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让炊烟通过山洞或地窖散开。如果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有的群众隐蔽在洞子里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一位农民何荣，年岁大，身体有病，家里人进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没走，临走时给他做了一笼筐树芽饽饽充作干粮，原想过几天来人看他，可是饽饽没吃完，何荣已死。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人圈”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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