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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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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日本，1250
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
人，其他国家驻兵
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
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
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
以天津最多，约500
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
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
3
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
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
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
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
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
月17
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
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
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
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
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
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
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
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
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
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
然不久，中央拨款50
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
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
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
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
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
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
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
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
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
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
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
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
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
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
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
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
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
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
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
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
作用。
谈话之后，
8
月28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
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
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
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
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
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
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
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
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
词，则亦有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
年日本决定退出
国联，1934
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
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
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
作战。1934——1935
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
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
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
年
1
月喀尔喀庙事
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
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
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
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
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
诱胁手段正可运用。
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
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
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
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
年
3
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
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
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
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
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
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
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
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
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
1883
年
8
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
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
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
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
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
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
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
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
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
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
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
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
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
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
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
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
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
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
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
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
年
6
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
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
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
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
年11
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
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
1933
年10
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
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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