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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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
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
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
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
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
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
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
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
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
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
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
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
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　
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
九军的10　
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
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
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
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
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
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
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
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
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
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
5　
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
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　
年
7　
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
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

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
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
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
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
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
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
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
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
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
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
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
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
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
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
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
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
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
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
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
是不甘寂寞的。

1933　
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　
年，得到南京国民政
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
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
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
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　
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
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
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　
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
的。

1936　
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
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
4　
月末，田中参谋成
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
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
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
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
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
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
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
人，炮兵200　
人，山炮
3　
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　
人），
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　
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
4　
万人。

8　
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
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
伪军。

9　
月末，田中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不顾日本陆军部的反对，暗
地通过。此时，田中已经升任为内蒙古特务机关长，同时，田中强硬要求指
挥这支“谋略部队”。11　
月12　
日，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两个骑兵旅和金


甲三步兵旅及两个炮兵连等，在三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

13　
日与守军发生前哨战。

14　
日上午
8　
时，2000　
余名日伪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行猛烈进
攻，守军只有
2　
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及当地自卫队百余人，战至下午
5　
时，
守军将敌击退。

15　
日晨
6　
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步骑兵5000　
余人，在野炮、装甲车、
飞机掩护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七次。守军得到当地
父老兄弟努力支持，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5　
日晚，守军骑兵两个连在团长亲自率领下驰往增援。

16　
日至18　
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派秘密突击队，抄袭敌穴，
令孙兰峰所部星夜乘汽车驰往红格尔图之西的月岱沟。

19　
日凌晨
2　
时，两部分别向田中隆吉和王英驻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
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敌阵地土城子冲
出七辆汽车，拼死抵抗，仓皇向东逃跑。因注意力集中在西，东面防守单薄，
被汽车冲出。

后知，车中所载有田中隆吉和王英。

19　
日上午
7　
时，敌人全线溃退。21　
日敌飞机又来投弹、扫射。被守军
用步枪击中油箱，返飞途中坠毁。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傅作义部捣毁伪政权所在地百灵庙，派王
英部
2　
个旅进占百灵庙东100　
公里的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沿
百灵庙四围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同时增派日本
军官200　
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指挥官。

傅作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未发动进攻之前，出敌不
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毁其巢穴，将百灵庙收复。

要收复百灵庙，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就是部队要在零下20℃的寒冷天
气里，秘密奔袭170　
公里。傅作义将军命令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总指
挥，各部限于11　
月23　
日午夜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25　
公里的二分子、
公胡同一带。

孙兰峰部驻守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孙
部为迷惑敌人，傅作义将军命令孙部在出发前几天，每日到归绥东15　
公里
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再返回驻地，使日特务机关以为部队出
动是例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23　
日夜12　
时，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

24　
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各部队行动极其秘密，日伪军毫无察知。百
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