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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解析日本情色风俗及性文化)-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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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汀教授是西方哲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他二十多岁就被聘为教授，20世纪30年代以来和侯外庐教授合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不少书。罗克汀教授性情豪爽，敢做敢言，因之在1957年中了官方〃引蛇出洞〃的政治圈套被错划为右派，不得已改行研究远离政治的西方哲学，执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叶秀山教授的名字是罗克汀教授最先告诉我的。罗克汀教授作为院外专家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先生等人的职称评定，对哲学所那批学者的学术水平非常熟悉。罗克汀教授叹息说，他幸亏是在建国前成名的，建国后至〃文革〃，是一个没有哲学家的时代。那时中国哲学的研究仅限于给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古代哲学家划定〃没落奴隶主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成分，或将古人的学说扣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陆九渊、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王夫之是自发的朴素唯物主义〃这段套话，竟然是某特殊贡献专家的最高研究成果。西方哲学专家只能整理材料或进行〃革命大批判〃，马列专家也不过是给中央领导人的话作诠释，发表些紧跟政治的应景文章。我刚进中山大学，就听说〃文革〃后期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正天、李一阳、王希哲三个青年化名〃李一哲〃写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是〃在中国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那时中国人口数字号称八亿）。当时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整个广州社会和高等院校，被北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现后将其打成反革命逮捕法办，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好久才放出来。显然，在〃一个大脑代替了八亿个大脑〃的年代，中国是出不了哲学家的。
然而罗克汀教授却预言中国出哲学家的时代快要到了。当时罗克汀教授对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很少期许，他看中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历数了哲学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说叶秀山先生还年轻（他称之为〃小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最贴近西方哲学家的本意。西方哲学不是我的必修课，但罗克汀教授要求我必须听他讲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他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一个民族兴旺不兴旺，有没有智慧，首先就要看这个民族哲学家的思想水平。罗克汀教授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学问，两方哲学家的思想是必须借鉴的，不然就没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也难以在学术史上成一家之言。他说，西方文化的精华集中在西方哲学家的思想里，不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就不能真正引进高层次的西方文化，也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据此，罗克汀教授认为，〃中国的哲学家，必然会在那些懂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出现。〃
第五部分 2。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2）
记得我有一次缺了一次课，罗克汀教授非叫我晚上到他家补课，一直谈到深夜摸黑回宿舍。后来他不断邀我晚饭后到他家聊天，每次都谈到深夜。中山大学是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大花园，南国的深夜是迷人的，校园里有许多通幽的曲径，一对对情侣出没其间。当时全国还没有实行硕士、博士等学位制，更没有这么多大学招考研究生，因之在〃文革〃停滞十多年后从几代青年中选拔出的开头几届研究生被广州人看作当代青年的精英，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带着照片到中山大学找研究生做朋友。广东省本来是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着深厚的自由、民主传统，又因毗邻港澳，在〃四人帮〃专制统治结束后，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开始苏醒，新一代大学生和研究生也不断被从港澳传来的新思潮、新风尚所激荡。当时校园里流行着一句话，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因为〃四人帮〃统治时期人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政治面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的，不少考入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抛弃了曾在那个荒唐年月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于是长满含羞草的树丛间在萤火虫环绕下拥抱的情侣多了起来。当我深夜沿着小径穿过这美丽如画的一个个树丛时，心想自己人到中年又来南国和20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一起读书，人生真如谜一样，然而〃爱情〃这个字眼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毕竟太奢侈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因〃四人帮〃玩弄政治游戏和社会实验而丧失的青春再夺回来，如饥似渴地增加着自己的学识。
1982年钱学森教授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内丹学，并在全国开展内丹学的调研活动，以便为他倡导的人体科学作出贡献。由于我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王明先生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由他写推荐书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届的博士生。这届博士研究生全院一共录取了30人，组成了首届博士生班（1984级），大家住在一层楼上，我被任命为班长。当时我院一些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专家大多健在，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学者。84级全班仅有一个女生，叫王友琴，是文学所的；其他如郭树清、樊刚、王逸舟、左大培、忠东、王卡、金正耀等，尚属年富力强，仅有我和张承耀是近不惑之年才考取博士生的。我在全班年龄最大、党龄最长、阅历最丰富、在地方政府任过职，说不定这是任命我当班长的缘由吧！哲学系的学生有我（导师为王明）和郭小平、韩水法（导师为杨一之）、杨君游（导师为贺麟）、赵士林（导师为李泽厚）等几个人，而当时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正是叶秀山教授。
在1985年哲学所召开庆祝建所三十周年的大会时，我通知哲学系的博士生回所开会，在会上听了哲学所的老专家讲了建所之初至〃文革〃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较为年轻的学者如李泽厚先生讲了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刚到哲学所里从受重用到被压抑的过程，汝信先生则说他们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的经历，看来哲学所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整人也很厉害，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学者（没听清名字）也在会上说她主持工作期间使很多同志受了委屈，现在时代变了，大家可以安心做学问了，还特意向李泽厚先生表示歉意云云。叶秀山教授也在会上发了言，他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在〃文革〃后的第一次所庆大会上吐一吐压在心头的苦水，却心平气和地说过去哲学所的学者们都管他叫〃小叶〃，现在当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和年轻人在一起，是〃孩子头〃，希望大家今后还叫他〃小叶〃！我听后心头一震，原来罗克汀教授说的〃小叶〃竟是此人！这回我终于将记忆中的叶秀山教授对上了号，也开始了我们兹后20余年在师友之间的交往和信任。
第五部分 3。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对话（3）
叶秀山教授年长我10岁，那时已至〃知命〃之年，但举止潇洒，精神矍铄，一望而知其大学毕业时是个才貌双全的翩翩青年。可惜他的中青年时期赶上了〃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否则其哲学界一代学人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叶秀山先生年轻时学过武术，能唱京剧，懂多种外语，精于书法，在西方哲学、美学乃至中国哲学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仅就西方哲学而论，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的古希腊哲学，至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再到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的现代西方哲学，上下数千年，亦非一人之力所能穷尽，而叶秀山教授偏能穷源溯流，并掌握了古希腊文、拉丁文、英语、德语、法语等语言工具，能阅读原著，对关键时期代表性的哲学家都有精到的研究，在国内哲学界已属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哲学界，20世纪从2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学者受灾最重，这是时代造成的，因之大约一问年龄就可判断对方的学识。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虽然根基较好，经过30年的政治风波到改革开放，已至老年，但其中仍不乏老当益壮走向成功者。40年代出生的人，大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学业荒废，但恢复高考制度后，少数人考取研究生，当时建国前成名的老专家还健在，仍可接续薪火或自学成才。50年代出生的人多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学期间就中断了学业，但时代锻炼了他们自强不息的人格，恢复高考后仍不乏艰苦奋斗终于成才者。惟有3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正值中国不出哲学家的年代，在30年的政治风波中成长起来，〃文革〃结束己至〃知命〃之年，大多外语甚差，满口马列，工于心计，热衷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人事纠纷，凭资历爬上教授、室主任的位置，以华而不实的学术贻误青年。其中少数有一定成就者，多是生性聪颖，〃文革〃前就崭露头角，好在他们没有因〃文革〃中断学业，〃文革〃后以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刻苦钻研而成才者亦有人在。
叶秀山先生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中的少数佼佼者，我尝怀疑他在那个年代如何取得比同龄人遭遇完全不同的成就，以至不能以常理推测他？后来我读到他的文集《无尽的学与思》，他在《代前言》中终于揭开谜底。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12年间误了中国多少人才，但叶秀山教授却巧妙地避开这场政治风波，不仅钻研了古希腊哲学，还自学了好几门外语。他说：〃这场'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期，因急剧地旋转，许多人在一昼夜之间可以折几个跟头，变几回面孔。一些身心强壮的人，不怕折腾，折腾一次增长一次见识，仍然'根正苗红'；我自己经受不起，就想偷偷做点自己的事。自从起了这个念头，'文化大革命'对我却展现了另一种'意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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