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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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使葛罗和军队统帅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他们都认为焚烧圆明园非明智之举，圆明园只是一座未曾设防的“乡村景点”，烧掉它未免过分，如果真要烧掉什么的话，烧掉清政府最高权利机关——紫禁城，远胜过烧掉一座皇帝用来寻欢作乐的园林；他们还认为，圆明园是清帝行幸的离宫，并未设防，也不是敌占区，焚毁它属于无益的报复；另外，他们还担心这样做会“将使恭亲王益增畏惧，不敢进行和议。”作为替代办法，葛罗和蒙托邦建议焚毁北京紫禁城，并劫取里面的文物典籍，他们认为这样做更有价值。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额尔金认为：圆明园是大清皇帝最为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在这里度过的，毁灭圆明园，是对皇帝一人的惩罚，是对他的尊严和感情最强有力的打击，实则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作为英国特使，额尔金在这个问题是算过一笔账的：“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圆明园内“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争论到最后，额尔金坚持要焚烧圆明园，而法国方面则决定不参与焚烧圆明园的行动。　
　　额尔金焚烧圆明园的狂悖之举是早有预谋的，他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地施暴，实在是因为得到了英国国内当权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换约时，英国政府就曾发出这样的训令：“中国政府愿意外国公使驻北京，如遇任何妨碍，须不顾一切，完全达到北京换约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战败之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曾给他的外交大臣写信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因此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开了。“我衷心高兴，额尔金和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巴麦尊事后写道，“以这种永久性标志来表示我们对这些鞑靼人的奸诈和残暴的愤怒，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宫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会十分高兴。”　
　　因此，即使没有得到法国盟军的同意，英国人也决定一意孤行。他们以格兰特将军的名义发表了一则告示解释自己的行为：余所以欲毁圆明园宫殿之故，今愿为左右一陈之。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法军自圆明园撤退，中国官吏随即接管，行劫之中国人五名立为所斩。吾军逻卒往视时，已园门锁闭，房屋亦未被毁也。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国人把火烧圆明园的日期定在十月十八日。　
　　就在行凶的前一天，英军书记官赫利斯写道：“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自由”两个字在这个特别的语境下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联军司令部的命令使得圆明园又经历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洗劫。一位名叫邓恩的英军上尉评论说：“对圆明园和附近官员府邸的第二次抢劫，比第一次更有收获。”　　　
　　名园之毁（1）　　　
　　十月十八日清早，英军中将米歇尔（JhonMichell）带领一师三千多名士兵奔赴圆明园执行纵火任务。米歇尔把正大光明殿当作他的临时指挥部，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纵火，他们指定的予以捣毁的建筑物，除了圆明园里所有的宫殿和花园以外，还包括万寿山清漪园的宫殿、花园，甚至更远处的玉泉山静明园以及香山静宜园里的建筑物。　
　　一个名叫奥尔古德的英国士兵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这场大火：为了让您对这场大火的规模有个明确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两天的焚烧当中，被出动的达到3500人。成百上千的建筑物全化为灰烬。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国随军牧师姆吉（R。J。L。M’Ghee）在《我们怎样抵达北京：1860中国战役纪闻》一书里回忆道：有一两师军队散布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花园中的一切宫殿，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山、静明园，最后轮到香山。　
　　军队暂停此处，约一小时左右，各师队伍接受米歇尔将军的号令，指示他们进行焚毁工作的地点。……命令发下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上来。……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成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从今以往，数千百年为人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们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它们消灭无形，人类不能重新建造。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翻译官斯温霍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写道：10月19日傍晚，所有地方都已经在燃烧，部队返回军营。我们是属于最后离开的，在归途中我们从圆明园经过，火焰和冒着烟的火场随处皆是，使得走什么道路都困难。不幸的是，紧邻的许多农舍也被波及，瞬刻化为灰烬。在圆明园的主要通道上，我们以伤感的情调注视着飘荡的火焰卷曲成奇奇怪怪的彩结和花环，并最后撵成一股，环绕在大门上。从屋顶早已覆没的大殿中直升天空的一股黑烟与嘶嘶嘘嘘、噼噼啪啪发声正燃烧的红色火焰，为这副现实的图画提供了强烈的背景，好像在为这场遍布周围的毁坏歌功颂德。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步兵中校沃尔斯利（GarmetWolseley）在《1860年对华战争录》一书里描述了对圆明园的最后一瞥：10月19日晚，圆明园已经不复存在。其周围紧邻的区域也仿佛地覆天翻一般，只有黑黢黢的墙垣和一堆堆烧焦的屋架表明皇家宫殿过去所处的位置。环绕着圆明园的松林也已化为灰烬，只剩下一根根被烧成焦炭的树干。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持续了两天。十月十九日下午三点钟，作为“收工”之作，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和大宫门。　
　　这是北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　
　　大火持续三昼夜不熄，浓烟蔽日，本来秋高气爽的北京，却被浓重的黑烟笼罩，整个城市充满了阴郁肃杀之气。　
　　大火过后，圆明园化成了一片焦土。历经百余年精心建构的十六、七万平方米的园林建筑，绝大多数被无情焚毁，全园仅存双鹤斋、蓬莱瑶台、海岳开襟三个景群以及二三十座殿阁亭廊、庙宇、值房和园门，而这些仅存建筑物的门窗也因连日高温烘烤严重变形，里面的物什也都被洗掠一空。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里的大部分建筑，也都惨遭焚毁。　
　　恭亲王奕訢和几名官员在西山的一片高地上看到了这场可怖的大火。十月二十二日，奕訢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写道：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残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皇帝在奏折上批道：“览奏何胜愤怒！”　
　　十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奏称：“奴才望见烟气冲空，寸心如割，即马步官兵无不愤恨，即欲拼死一战。因该夷已据守安定门，一经决裂，转于抚局有碍。此皆奴才督率无方，恇怯无能，以至该夷如此猖獗。”　
　　《庚申夷氛纪略》一书记述这场事变时说：各名园“尽付劫灰，火光烛天，数日不灭。”　
　　由于火烧圆明园事件，所有的卑劣都在邪恶的阶梯上上升了一级。一八六○年的英法联军是真正意义上的“杀风景”者，他们的万达尔式暴行（Vandalism）使得世界上最宝贵的园林毁于一旦。纯粹是出于残暴和无知，额尔金下令焚烧了圆明园，不管他把他的战时策略说得多么振振有词，他的做法是残暴而愚蠢的。　
　　事实上，额尔金根本不知道他的那把残暴之火到底毁掉了些什么。后来他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次宴会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圆明园珍藏的毁灭，谁也不比我更真诚地遗憾。”接着，他话头一转，“我不以为在艺术方面我们从那个国家有多少东西可学，但我也不是十分肯定地承认，甚至在这个部门，我们从那里不能得到什么东西。”由此不难看出，在文化学养和艺术鉴赏力方面，额尔金爵士的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既然毒品鸦片能够作为合法贸易被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那么，用一把火烧掉一座园林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样的丑行，真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绝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