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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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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月14日,
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
制造舆论。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
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
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冶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
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
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
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
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
科书内容。5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6月初进行
秘密谈判。6月9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
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
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
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
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
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
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
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
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
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
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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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
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
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
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
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
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
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
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
部”。
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
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
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
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
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
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
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
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
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
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
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
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
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
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
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年9月,蒋
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
于形势,蒋介石拖了3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
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
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
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
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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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他自命不凡,不甘屈居人下,自孙中
山逝世后,他就一直想当国民党的一把手。何香凝曾经说过:汪精卫这个人
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当领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汪为了争当国民党领袖,
多次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他
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但处于
蒋介石之下,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心里很不高兴。汪精卫为了满足自己的领
袖欲,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傀儡王。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
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
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
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
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
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
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
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
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
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
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
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
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
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 (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
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 (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
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锐;(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
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 (一)可以将日本所
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
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
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
受日本条件。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
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
图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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