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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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困难，而　

不承认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随　

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承认在第五次反“围　

剿”时中央政策不对头，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极为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　

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闻天按会前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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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　

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　

的长篇发言，是会议期间发言最长的一个。在发言中，毛泽东对博古、李德　

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指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犯的错误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　

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道出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闷在心里没有说　

出来的话。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　

和朱德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虽然朱德是个稳重谦逊　

的人，但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并且说：“如　

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　

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错误的批评；并竭力推举毛泽　

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袖。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刘少奇、聂荣　

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支　

持毛泽东的发言。林彪在会上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是赞同毛泽东的。只有何　

克全（凯丰）在发言中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继续为博古、　

李德的错误辩解，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　

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会议，他在发　

言中为自己和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　

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说他只是一个“顾问”。大部分时间　

里，他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主持会议期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　

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宽宏的气度。会后，他又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　

能够顾全大局，把担子交出来，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会议除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李德、博古军事　

错误领导外，还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作了讨论。大家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比较贫穷，再加上党在这里没有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　

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　

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把队伍开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一来四川是　

西南首富，人口稠密；二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三来四川对　

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不容易。经表　

决后，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革命根据　

地的计划，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　

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　

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写出后，经过充分讨论，　

最后在中央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　

认为博古作的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充分肯　

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并　

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是中　

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　

剿”的国内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及我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与不　

利条件，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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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　

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　

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　

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战略路线。　

　“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接着《决　

议》详细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　

的具体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议》认为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情况下，　

　“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为极积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　

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　‘围剿’的重要关键”。认为党中央采　

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十九路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蒋介石的　

方针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人根本不了解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　

　“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从而失去了　

这一宝贵的机会，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李德、博古同样是犯　

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　

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因而贻误了战机，再加上阵地战的　

发挥，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就是在突围的时候，也“基本上不是坚决的　

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些政治上与军　

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　

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到敌人打击。　

　　　　　　《决议》认为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由他　

们包办，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　

掉了。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　

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和助长了这种　

错误的发展。“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　

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　

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最后，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　

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军事最高首长朱德、　

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　

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　

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一带，政治局常　

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　

驻遵义时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　

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在当时紧急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指挥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环境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属于瞬间　

的事情，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痕迹。　

　　　　　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并没　

有全面地分析和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就党多年来工作上　

所有重大问题作一个讨论是不可能的。而且，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性　

的看法需要一个过程，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所　

以，《决议》只笼统地肯定了党中央当时的政治路线，对于造成党中央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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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犯的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到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才完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　

情况下召开的，这些成果是独立自主取得的，因此，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上成　

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作战方式，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生。在　

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根据实际战情的变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完全掌握　

了战争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弄得晕头转向，最后，　

红军终于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获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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