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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契约-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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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摒弃了雇佣奴隶制，提倡一种非集权主义的政治参与制，但是他的看似彻底的“个体”和社会契约的替代品（以契约的语言所表达）以妇女的从属地位为自然基础。
同时，黑格尔著名的主人奴隶辩证法对奴隶制的超越只不过是用性主人取代了奴隶主，性主人从兄弟关系中获得对他们的自由的承认，又从妻子那里获得对他们的男权的认可。
契约主义声称已经克服了奴隶制的矛盾。
个体作为所有者具有立约出卖自己的人身权（他的劳动力或服务）的无限自由，这意味着，他可以立约把自己变成公民奴隶，这也是自由的体现。
矛盾消失了——一个公民奴隶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然后马上又出现了。
人身权是一种政治虚构。
公民奴隶只提供服务，但是一种无形的服务对主人有什么用呢？统治包括公民统治的快乐只能通过对一个活生生的男人或女人的权力才能获得。
婚姻契约和卖淫契约是妇女必须是参与方的契约，这种契约总是被奴隶制的气味所污染，是“残酷起源”的一种令人尴尬的残余。
这一残余作为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东西而遭到忽视，它与奴隶制的类同并没有受到真正严肃的对待。
女性主义对这两个契约的批判并常常是沿着社会主义者对雇佣契约的批判的路子进行的——但是没有雇佣奴隶制这一观念的支持。
女性主义者因此采取了一种奇怪的立场，她假定工人与妻子或妓女处于同样的地位，但是没有探究工人的依附地位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他们的立论点在一个关键之处向契约学说屈服了；劳动力、人身权的政治虚构被全盘接受，妇女和契约的对立以及奴隶制的矛盾继续逍遥法外。
公民依附关系以人类的一种行为能力为基础，也就是说，人类似乎能够出卖劳动力或服务，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卖给别人使用。
如果契约不是白费力气，那么就必须有方法来保证所约定的服务是忠实地完成的。
服务的需要方（雇主、丈夫、主顾）必须有权要求一个身体投入使用，或者说他可以以必要的方式获得这个身体。
有关人身权的契约必然会确立服从关系，使男人成为公民主人。
究竟依附关系采取何种形式、身体被投入何种使用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身体，这取决于成为依附者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买者从来都不会对人身权的主人的性别不感兴趣。
他要买进的是对一个男性或女性身体的权力，征服的形式根据这个身体的性别的不同而
不同。
给公民依附关系冠以自由的名称并把公民自由与男权的相互依赖性掩盖起来，这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发明。
如果人们想最终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奴隶制的幽灵，那么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就必须超越原始契约所确立的对立结构。
这种超越不会减少契约学说倡导者所主张的法律自由的意义。
相反，法律自由和平等的取得是迈向妇女自主的必要的一步，对维护我们身体的完整性也是必要的。
这种成就有助于创立自主女性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是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警告，这种警告就是妇女的平等地位必须是妇女作为妇女的自由的体现，而不是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的一种标志。
过去三百多年里，女权主义大都致力于表明，妇女具有与男子一样的能力，因此有权获得同样的自由。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是必要的；妇女过去必须并且还必须继续反对依附制以及五花八门支持男权的法律和社会条件，继续争取维持生存和实施公民权所必需的社会资源。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发动这种战争的必要性掩盖了这一事实：试图表明妇女是自由人（具有自由人的能力）是没有必要的。
现代契约男权制否定妇女的自由，同时又假定妇女的自由，并且没有这一假定它就无法运作。
重述性契约的故事使我们获得了这一重要的基本观点。
政治理论必须放弃起源和原始契约的故事，远离契约和作为所有者的个体领域。
推崇“原始的”立约行为就会系统地抹杀自由和从属之间的区别。
自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契约制。
虽然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忙于借助契约外衣的时代，人们很少把政治创造性用于发展一些必要的自由协约新形式，使男人和女人能够得以建立政治关系，但是这样的协约是存在的。
如果人们想使政治关系不再与奴隶制相似，那么自由的妇女和男子就必须同意维护能够使他们自主的社会条件。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同意遵守一些限制。
自由需要秩序，而秩序需要限制。
在现代公民社会，个体自由是不受限制的——秩序是通过统治和服从而维持的。
如果男人的统治要为男女的相互自主所取代，那么个体自由就必须受自由植根其中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右翼政府曾经就自由问题而夸夸其谈。
人们从有限的父权主义的角度看待国家，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以及私人企业的语言占据了官方政治论战的主导，当前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也持同样的腔调。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旧梦不再时兴。
这种梦想的过时也许是有理由的：尽管有关国家隐退和国家权力减弱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是国家的军事和监督能力近些年来却有迅猛的提高。
当前的个体形象常常身穿战斗服，手握冲锋枪。
在一个契约学说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的时代，个体自由语言的危机和国家权力的广泛膨胀并不出乎人的意料。
用一句话总结说，契约破坏了自己生存的条件。
霍布斯很久以前就表明，契约——环环相连——需要极权主义和剑来阻止战争。
原始契约的虚构要想不走向一个不可能有开端的终结，后现代的原则要想是愿意而不是强力，那么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故事。
重述性契约的故事本身并不提供一个政治纲领，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好的行动和政策路线，女性主义者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与其他政治运动结成联盟？重述性契约的故事也没有为这项艰难的工作提供任何捷径。
然而，这个故事一旦讲述出来，人们就获得一个新的视野，来对政治可能性进行评估，来判断这条道路是有助于还是妨碍（或者两者皆是）了一种新社会的创立，是有助于还是妨碍了把性别差异视为自由的不同表现的观念的产生。
一旦政治起源的被掩盖了的故事浮出表面，政治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原貌。
自然、性别、男性和女性、私人、婚姻以及卖淫就成为政治问题；我们所熟悉的对工作和公民生活的男权理解就会因此而成为政治问题。
人们必须对新的通向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反男权制的道路进行探索。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讲述原始契约故事的政治环境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敌意。
男权结构和男权分工也已经不再像它在1867年改革法和1968年的动乱之间的时期那样坚固。
工人、工人联盟和工人阶级团结和阶级博爱广泛存在的旧的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已经消失，“就业社会”的观念在当今已经成为空想；由养家糊口者、作为家属的妻子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在当今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只是作为少数而存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分开/统一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长期的政治忠诚已经不复存在，新的社会运动向女性主义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是从不同的角度。
男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对男性性权法则保持沉默，但是对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来说，超越男权公民社会的两极对立，创立自由关系，使男性从自主女性那里得到反映，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
波德莱尔（Baudelaire）曾经写过：“一个具有‘完成’主体和‘终结’主体的不同的世界是存在的，一般地来说，‘完成’了的东西并没有‘终结’”。
引自R海曼：《尼采：批判的一生》（Niatzsche：A Critical Life），第360页。
关于性契约，我已经完成了我不得不说的东西，但是这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这个政治虚构仍然显示出生命力，政治理论不可能摧毁活生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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