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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之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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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氏执政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他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把苏联带进了一个空前混乱的历史时期。面对一些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要求，联盟高层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在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基础上，维系联盟存在；另一种就是彻底解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人物出现了。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叶利钦通过不懈努力，以微弱多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按理说叶利钦并不属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但是他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所有民族主义分子都无法替代的。
成为俄罗斯领导人的叶利钦对联盟是否继续存在，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存在，他就仍将受制于戈尔巴乔夫，难圆“民主改革”之梦。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争夺联盟总统位置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决定釜底抽薪，走波罗的海三国之路，实现俄罗斯独立。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其全境居于首要地位。此后，每当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俄罗斯总是率先予以承认和支持。1991年1月，苏联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内卫部队与该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的支持者发生武装冲突，造成13人死亡。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叶利钦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克里姆林宫和戈尔巴乔夫是在镇压“民主”力量。此后，他竟然不顾苏联法律，煽动联邦下面的民族自治共和国也起来“造反”，争取更多的权力。1990年8月，他在以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视察鞑靼斯坦的时候，就告诉那里的人们要“尽可能争取独立”。在此前后，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俄罗斯的态度和做法很快就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至1990年底，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有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至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名存实亡。
第一部分引言（3）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落地，戈尔巴乔夫在发表了实际已无职可辞的辞职报告后，宣布苏联解体。从争取摆脱苏联，实现独立的角度讲，俄罗斯胜利了。但它马上就面临怎样防止俄罗斯分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它争取从苏联独立出来时的做法有直接关系。
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叶利钦的蛊惑下率先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4月18日又修改共和国基本法以巩固主权地位。1992年3月21日就鞑靼斯坦的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同年11月6日鞑靼斯坦议会通过共和国宪法，宣布鞑靼斯坦为主权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1990年11月，这个国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9月6日，杜达耶夫领导民族主义组织，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车臣临时政权最高委员会；10月27日举行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11月9日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此前后，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图瓦、卡尔梅克、楚瓦什等共和国都相继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其中有的共和国提出作为主权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要求与俄罗斯签订国家间条约；有的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终止俄联邦法律在其境内的法律效力。雅库特、巴什科尔托斯坦、布里亚特、图瓦等十几个共和国还通过了与俄联邦宪法相悖的本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扩大独立自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下面的自治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但是，为缓和民族矛盾，防止俄罗斯解体，叶利钦还是做出了让步。1992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允许俄罗斯境内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和5个民族自治州中的4个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议会又通过了俄联邦新宪法，对各联邦主体与联邦中央的关系及其权力划分做了明确规定。但许多民族共和国我行我素，根本无视俄联邦宪法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调节联邦中央与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避免发生冲突，改善民族关系，叶利钦决定由联邦政府与一些民族共和国签订相互关系条约，建立特殊关系。其中鞑靼共和国的独立要求就是通过签订《关于划分俄联邦与鞑靼斯坦的国家权力机关管辖对象和互派全权代表条约》平息的。
叶利钦的这些措施对缓和当时的民族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车臣在历史上就与俄罗斯有较深的积怨，而且在“独立”的路上走得很远。所以，所有这些都没有挡住它在分裂路上的脚步。
俄罗斯不可能允许车臣独立，否则，它将无法控制另外一些有独立意愿的联邦主体。这样，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就变得无法调和，终于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
在车臣与俄罗斯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叶利钦的角色是最难扮演的，他一面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民主斗士”，转过身就要当好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守护神。现在看来，他的后一个角色有失水准，以至于在他将政权交给普京时，车臣还是个棘手的乱摊子。
当新千年到来时，普京接替叶利钦成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当时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针对普京面临的困难，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2000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叶利钦继任者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要解放格罗兹尼，还要用这场战争来为后来者确定一个范例，即如何解决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制造的问题。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去寻找最佳的平衡方法，既要能有效地使用武力，又能对各民族的权利要求及国际社会有所交代。”
第一部分引言（4）
克林顿讲到的俄罗斯的困难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当车臣问题交到普京手里的时候，莫斯科面对的何止是这些。民族矛盾常常因其他原因而诱发，随后又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甚至可能转化成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普京入主克宫后的车臣问题就是这样。当它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矛盾都集中到这个高加索国家，使这里的情况异常复杂。从那时至今，普京需要面对的不仅有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残余，还有那些坚持冷战思维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国际恐怖组织和车臣恐怖分子等五花八门的敌对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力量大都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插手车臣事务的，其中有人希望车臣永无宁日，像一副绞索，牢牢地套住俄罗斯的脖子，以便自己从中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其实世界上的事物常常发生一种轮回，所谓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就是这个道理。当年本·拉登在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时，曾经与美国人眉来眼去。华盛顿每年为阿富汗游击队提供的5亿美元资金，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大部分都进入了拉登的口袋；被人称为“车臣独立之父”的杜达耶夫刚刚在家乡扯旗造反的时候，就因为持反对“8·19”事件的立场，而被誉为“大山里的叶利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更有甚者，俄罗斯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宣布对别斯兰中学恐怖事件负责的巴萨耶夫，在当年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冲突中，曾经与俄罗斯特工进过一个战壕。可以说，正是某些领导人贪图眼前利益，才给恐怖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发展条件；才使他们羽翼逐渐丰满，最后有了兴风作浪的能量；才使本·拉登成为“基地”组织的掌门，成为“9·11”事件的总导演；才使巴萨耶夫成为在北高加索足以用来吓唬淘气男孩的恶刹凶神。
关于农夫和蛇的寓言，人们都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居然一次又一次的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后养虎自啮，养虺成蛇。关于这个问题，从对车臣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原来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广泛存在于西方、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本应抛在上个世纪的东西，给“民主”、“人权”、“反恐”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使车臣问题至今还无法画上句号。这种做法及后果究竟仅仅有损于俄罗斯，还是对世界都可能构成威胁尚需历史和时间检验，但从以往的经验看，车臣问题的形成和十几年的麻烦应当让所有国家、政党、领导人及国际组织都引以为鉴。
车臣问题是一部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在这样一个题目上做文章显然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其历史尚在发展，其现实必须去梳理，其未来需要去判断，而预测未来的难度又可想而知。但总结车臣问题的紧迫感及重要意义又让我们觉得责无旁贷，因为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确实是太珍贵了。
本书从车臣的历史谈起，用大量史实讲述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车臣人民遭受的苦难；阐述了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激化诱因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当一个多民族国家失去党的领导后的失落和危险；分析了将以暴抑暴为手段用于解决民族冲突的危害；揭露了西方某些国家不肯放弃冷战思维在反恐中实行双重标准带来的副作用；呼吁人们以车臣为鉴，以俄罗斯为鉴，相信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发展经济才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必由之路。
在创作过程中笔者使用了大量西方主流媒体及我国驻外记者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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