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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约翰·克里斯朵夫-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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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摒其他，幸灾乐祸的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蹂躏，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般弟兄们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种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想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狠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象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的，我们只有起而自卫，教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决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一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骚动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教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不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象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气，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片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象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片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其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象野猪一般望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象史克里勃和加波①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起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①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象《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象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象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种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象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象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朗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不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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