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的脸-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用脚上的拖鞋往那里踏了几脚。我的头很疼，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中年警察点着一支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嘘出了一口烟，说：“怎么搞的，都搞了谁？男人嘛，敢做敢当是不是？”过一会儿他又说：“要不要抽支烟？”我点点头。我很想抽一支烟。拿钢笔的胖子走过来把一支烟插在我嘴里，给我点上火，一边劝我说：“好啦，现在说吧。”我用心地抽着烟。但是烟并不能缓解我的头疼，也不能使我耳朵里的声音消失。中年警察说：“你烟都抽了你还不说话？”我说：“我头疼。”　　　　　
　　　　中年警察又笑了起来。他总是动不动就这样笑，看起来似乎很开心。他说：“这确实是头疼的事，又看毛片，又乱搞男女关系。这都是自由化思想在作怪，现在知道头疼了吧？说吧，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我说：“你们问我看毛片的事吧，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看了毛片，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着说着喉咙又堵住了，像谁往那儿塞了一把又干又硬的草。我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完了又说，“你们不应该问不相关的问题。”　　　　　
　　　　中年警察说：“我们怎么问还用你教？再说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吗？毛片和女人，是不相关的问题？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脱的衣服？你是不是一边看毛片一边脱她们的衣服？是不是？嗯？你又是怎么跟她们搞的呢？嗯？”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懵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了洪广义我很犹豫，洪广义是我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他们说那你打电话呀。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老板？是谁？我说他小名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我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　　　　　
　　　　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　　　　　
　　　　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第一部分第8节　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　　　　　
　　　　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