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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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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人民公敌”，是因为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即毛泽东）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发言人十五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朱德违抗蒋委员长的命令时说：“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一边函电交驰，表示“共商大计”；一边又互骂“人民公敌”，剑拔弩张。笑脸和怒视交织在一起。
鉴于蒋介石公开发表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也把他十六日给蒋介石的复电公开发表于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蒋介石于二十日第二次致电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蒋介石在电报中，对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作出答复。蒋介石仍坚持要朱德“严守纪律，恪遵军令”。接着，蒋介石这么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介石依然打宣传战。这份电报于翌日，发表于《中央日报》，加上了这样醒目的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再复蒋介石。这一电报手迹现保存在北京中央档案馆，一望而知乃周恩来所写。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答应“先派周恩来”去。周恩来和蒋介石翻来覆去，谈过那么多次。显然，蒋介石绝不会满足于毛泽东这样的答复。他以为毛泽东老样子，跟过去一回回婉拒一样，这一回也不会来。于是，蒋介石下了一步咄咄逼人之棋，于二十三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声称连“迎迓”毛泽东的飞机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的电报全文如下：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
蒋介石此电，于二十五日刊在《中央日报》上，标题为《蒋主席三电延安敦促毛泽东来渝》。
中国的惯例讲究“三”。诸如，三顾茅庐。这样一来，蒋介石已是三请毛泽东了。在蒋介石这步“逼”棋面前，毛泽东该怎么回敬呢？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各方关注延安枣园的动向
一时间，毛泽东的动向，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延安城西北，约莫十五华里处，有一大片果园，内中以枣树居多，人称“枣园”。这枣园原是地主申有安的产业，后来他把枣园连同园内的一大片窑洞都卖给了陕北军阀高双成。红军攻入延安，高双成跑了，枣园归公。后来，康生看中了那里，把他手下的中央社会部搬进了枣园。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毛泽东住进枣园，中共中央机关也由杨家岭迁至此。在枣园东北半山坡上，五排窑洞分别住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他们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人称“五大书记”。在“五大书记”所住的山坡之下，枣树丛中，有一座新盖的砖木结构的平房，人称“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是“五大书记”开会的地方。自从蒋介石的一封封电报飞入枣园，小礼堂的灯光常常彻夜通明……
最为关注着枣园动向的，当然要算蒋介石了。他给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去电报，要他们弄清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周、罗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一眼便看穿他们的来意，答曰：“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周、罗迅即把来自枣园的第一手消息密报蒋介石。
重庆各界从报端得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毛泽东顿时成了“热点人物”。各方人士等都万分关注着延安枣园的动静。重庆各报发表各种文章，表明各种态度——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关心。
重庆《大公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说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国家之大计。”重庆《新华日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社论《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只得于翌日单页印行，随报附送。哿即电报二十日代日韵目。社论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团结先要民主。像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
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读者莫一尘的来信：
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我要请问一下那些说空话的先生们：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哪里？叶挺在哪里？廖承志在哪里？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连合法的地位都没有，在特务横行、老百姓连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叫毛先生怎样出来呢？
中国民主同盟此刻也发话了。这是由部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治团体。最初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称“统一建国同志会”。一九四一年三月，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再度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中央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中共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准备成立，周恩来在致国民党王世杰信中，建议中国代表团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
中国民主同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承认共产党也尽了力……他们提出了十条主张，并以八个字来概括，即“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八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部在对形势进行分析时，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他又说：“即便共产党来，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自称“闲人偶尔好事”，致电毛泽东：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
美国合众社记者从重庆发出电讯，报道魏德曼的讲话：
美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曼中将昨日（十六日）下午在一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如中共领袖朱德、毛泽东依照建议到达重庆，彼不敢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但彼谓如中国政府要求给延安领袖之交通工具，则彼可以办得到云。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
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蒋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
《纽约时报》的社论，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中央社迅即转译，作为电讯发出，许多中国报纸加以刊载。这等于用美国人的话，将了毛泽东一军！
莫斯科理所当然关注着延安的决策。虽说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解散，但斯大林仍不时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斯大林先是给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紧接着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那口气依然是上级发给下级的：“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至于延安各界，当然也非常关切着毛泽东是否去重庆。他们大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决策亲赴重庆
虽说各方意见纷至沓来，中共毕竟已是独立的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作出决策。抗战八年，中共得到了大发展：不仅党员猛增到一百二十多万，而且军队猛增到一百二十七万，另有民兵二百六十八万！须知，在八年前，蒋介石和周恩来谈判时，双方所“讨价还价”的中共军队数目不过在二三万之间！此时，中共所控制的解放区，已达一百零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在枣园的会议室里，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着如何对待蒋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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