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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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南京的专机，早在十三日午后便起飞，未敢直接降落在西安，生怕被张、杨部队的炮火所击落——因为在起飞前，宋美龄以及机上那位特使，都曾从南京致电西安张学良，却未收到复电。实在等不及了，专机起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离西安不太远的洛阳——蒋介石“避寿”之地。　　　　
　　　　宋美龄派出了特殊的特使，此人高鼻碧眼，乃洋人也，名唤威廉·亨利·端纳，年已六旬，英籍澳大利亚人。　　　　
　　　　宋美龄派出端纳前往西安斡旋，此人可谓“最佳人选”。端纳既和张学良有着深谊，又是蒋介石所信得过的，况且凭借着那高鼻子，超脱于中国各党各派之上。　　　　
　　　　端纳出生在澳大利亚，祖先是苏格兰人。一九○三年他到香港出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从此与中国结缘，以至成了一位“中国通”。不久，他成为《伦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驻北京记者。他的成名在一九一五年，他从袁世凯的顾问、英国人莫理逊那儿看到袁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在报端捅了出去，顿时舆论大哗，端纳也从此与中国国民党人建立了友谊。　　　　
　　　　端纳跟查理宋（宋耀如）结识于一九一一年，由此跟宋美龄有了久远的友情。　　　　
　　　　他又结识了孙中山，为民国政府起草了第一个对外宣言。　　　　
　　　　端纳后来又成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张大帅被炸身亡，他便成了张少帅的顾问兼老师。一九三四年，端纳陪着张学良周游欧洲六国，朝夕相处使他跟张学良友情甚笃。　　　　
　　　　游欧回来后，端纳陪张学良在上海会晤蒋介石夫妇，深得蒋介石赏识。人们常称端纳为蒋介石的顾问，其实并无此职。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　　　　
　　　　十二月十二日晚，宋美龄一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马上从上海寓所给在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打电话，要他俩赶赴孔祥熙那里，同商对策。　　　　
　　　　端纳见到神魂不定的宋美龄。宋美龄焦急地用英语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绑架，听说已被杀死！”端纳当即摇头：“我不相信！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叛变委员长。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端纳的话，安定了宋美龄的情绪。当夜，宋美龄、端纳、宋子文、孔祥熙一起从上海赶往南京。　　　　
　　　　当端纳从南京起飞时，宋美龄委派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翻译同行。宋美龄还写了亲笔信给蒋介石，托端纳带去。　　　　
　　　　十三日日落时分，端纳专机降落在洛阳机场。入夜，宋美龄接到张学良电报，说是欢迎端纳入西安。　　　　
　　　　翌日，洛阳天气颇为恶劣。至中午，仍不见有好转趋势。端纳不顾气候，要专机起飞，冒险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安上空。端纳掷下一降落伞，内有一信。告知如允许着陆，机场上烧三堆火。果真，机场上烧起三堆火。专机降落于西安。　　　　
　　　　下午五时，由张学良陪同，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连声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廓清了纷传于南京的五花八门的猜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端纳发电报给宋美龄，宋美龄顿时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十五日晨，端纳又见蒋介石。然后在下午飞返洛阳。飞去洛阳，为的是能与宋美龄通长途电话，报告详况。端纳告诉宋美龄，蒋介石平安无恙，而且张学良请孔祥熙即飞西安商谈……宋美龄极度兴奋，觉得解决事变有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张学良和杨虎城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然而，十三日派往保安的专机，由于无法着陆，徒劳而返。　　　　
　　　　保安乃陕西偏僻小县，要使周恩来尽快赶往西安，看来只有取道肤施（延安），从肤施乘飞机飞往西安。　　　　
　　　　顶风冒雪，十五日清晨，一队人马奔出保安城。周恩来上路了。他，面容清癯，满腮黑须。同行者之中，有那位穿梭于南京、保安之间的中共密使张子华，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有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这一队人马，除了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外，还有负责护送的一连红军。　　　　
　　　　山道，积雪，路难行。花了一天时间，抵达以腰鼓闻名四乡的安塞县城，在那里过夜。安塞在肤施之北。翌日，又花了一天时间在雪路上前进。傍晚时分，夕阳映照白雪，周恩来一行抵达肤施北门外，与黄春圃部队会合。　　　　
　　　　黄春圃，亦即后来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当时用“黄春圃”之名。其实，他本名虞上聪，瑶族，湖南南部江华县（自一九五五年起，那里改称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故名江华。江华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曾任毛泽东秘书。　　　　
　　　　据江华回忆，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正在保安的防空洞里睡觉，忽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说是周恩来有急事找他。一到周恩来那里，江华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顿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时，听说蒋介石要从南昌到前线视察，江华奉命和杜仲美一起带领一支突击队，要去活捉蒋介石。可惜，他们赶到时，蒋介石已经离开，失去机会。如今，听说“死对头”被抓，怎不雀跃欢腾？　　　　
　　　　周恩来告诉江华，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忙着收缩兵力，以对付向西安进攻的蒋介石军队。肤施原是西北军驻守的，如今要撤防，城里空虚，只剩下一些保安队。毛泽东决定：抢占肤施！周恩来问江华手下有多少兵力？江华说，刚带部队攻下旦八寨，队伍正在休整。周恩来说，你手下的部队就休整吧，你马上带领张国焘的手枪连以及陕北红一团，尽快出发，迅速占领肤施。　　　　
　　　　江华笑道：“我的马还没有回来，怎么‘马上’走？”江华找来了马，“马上”跟手枪连一起赶到安塞。陕北红一团正驻扎安塞。江华向团长黄罗斌、政委钟辉传达周恩来命令，“马上”率团出发。这样，江华部队于十五日抵达肤施北门。他听说城里还有国民党部队，生怕跟西北军误打起来，就在北门外临时扎营，暂不进城。也就在十二月十三日，白志文接毛泽东电报：“命白志文带关中红一团立刻前往蟠龙镇，占领青化砭后，前进三十里，相机占领肤施。”白志文：《首次占领延安》，《革命史资料》，第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白志文部队于十六日占领了青化砭，也朝肤施而来。　　　　
　　　　周恩来一行在十六日傍晚赶到肤施南门时，急着想进城。周恩来以为，江华部队已经占领肤施。走近时，见到城门上有国民党部队，这才绕道，到北门来，遇上了江华。这时，江华才知周恩来要取道肤施飞往西安。周恩来说起，一路上他很焦急，因为江华走得匆忙，未及告诉江华张学良派专机来肤施一事。他一直担心，红军不知内情，会把张学良的专机击落。所以，他在安塞时，一夜没睡好觉。　　　　
　　　　江华马上报告周恩来，今天下午来过飞机！那飞机绕肤施城低飞了几圈，走了！周恩来一听，深感遗憾！因为已与张学良约好，如果机场上出现“天下”两字，专机即可平安降落。显然，下午来的专机，没有看到“天下”两字，飞走了！看样子，坐飞机去西安已无希望，周恩来准备改坐汽车去。就在这时，白志文接到毛泽东电报：“你与黄春圃协同，立即占领肤施。占领肤施后，你任城防司令，黄任政治委员。”　　　　
　　　　十七日凌晨两点，红军未发一枪，占领了肤施，从此改称延安。驻守城内的是七个保安队，约五百来人，小部分人留下参加红军，大部分人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对于中共来说，解决西安事变尚无眉目，却先赢了一步棋：占领延安！比起保安来说，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陕北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机关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迁往延安。一月十三日，毛泽东也来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了中国的“红都”。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周恩来成为“西安之谋主”

　　　　就在红军占领延安之后，周恩来一行在十七日清早赶往延安城南两道川，打算从那里前往甘泉——张学良有部队驻扎甘泉，可以派汽车送他们去西安。　　　　
　　　　正在这时，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周恩来大喜，急忙回头，重返延安。　　　　
　　　　那架飞机，便是张学良的“波鹰”专机，由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机舱里的乘客只有一个，那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党员刘鼎。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红军虽已进城，机场仍在民团控制之中。飞机一降落，民团人员便跑了过来，见是张学良的专机，也就没有盘问。过了半个小时，说是县长来了。那县长叫高锦尚，是国民党任命的肤施县县长。刘鼎对他说是去绥德办事，也就应付过去了。刘鼎心急似焚，一小时过去了，还未见周恩来的影子！飞行员说，要关掉一个发动机，以节省汽油，这么长久等下去不行。正在这时，民团纷纷逃散，说是红军来了。没一会儿，一队兵马风驰电掣而来。刘鼎一瞧，为首者一脸黑须，正是周恩来！于是，众人七手八脚忙着卸货，机舱里装载着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弹药。张学良的专机，可坐二十人。实际上，上机二十二人——行李舱空着，有两人坐在那里。飞机终于起飞了。一路上，周恩来细心倾听着刘鼎报告西安事变的详况，特别是询问了蒋介石的情况……当刘鼎说及张学良在派兵扣蒋时再三关照抓活的，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