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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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九月二十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陈立夫回到广州，看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九月二十七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十月八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十月十四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十四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国共联络的另一秘密渠道。那是在曾养甫把“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交给谌小岑时，谌小岑除了通过左恭找到张子华之外，又打通了另一渠道。谌小岑记起了同乡翦伯赞。那时，翦伯赞在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是湖南桃源人，却是维吾尔族。一九二四年，二十六岁的他在美国学习经济——虽说如今人们一提到他总是称之为历史学家，其实那是后来的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却又因“左”倾（亦即倾向中共）而失去国民党党籍。这时，他在北京结识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谟，从此开始研究历史。翌年，他参与覃振的反蒋活动，从此与覃振结下深谊，以至担任覃振秘书。　　　　
　　　　谌小岑跟翦伯赞在一九三二年曾一起编过刊物《丰台》，知道翦伯赞与左翼人士有些联系（翦伯赞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翦伯赞起初建议，从南京狱中释放一两名中共干部，作为密使派往陕北，曾养甫以为不妥。接着，翦伯赞提及了吕振羽。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翦伯赞知道，吕振羽此人亦“左”倾，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于是建议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谌小岑给吕振羽写了一封颇为有趣的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成，希即命驾南来……”信中的“东邻”，当指日本。“姜府”、“龚府”又是指什么呢？“姜”，蒋的谐音也；“龚”，共产党也。“姜府和龚府联姻”，乃是国共合作的暗语。果真，吕振羽和“龚府”有联系。他把谌小岑的信，交给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周怀求。周怀求这名字，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然而，一提他后来改的名字——周小舟，人们就很熟悉。周小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名震中国——诚如翦伯赞解放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亦名噪华夏。虽说他那时用周怀求之名，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称之周小舟。那时，周小舟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看了谌小岑的信，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由高文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迅即致电毛泽东。电报说，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联络。　　　　
　　　　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国共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络渠道。为了探明谌小岑的意图，吕振羽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由北平去南京“姜府”。这时，吕振羽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但很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信任。吕振羽在南京会晤了谌小岑，把详况写信告诉了周小舟。　　　　
　　　　一九三六年一月，南京新街口北面的一家旅馆，住进一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此人便是周小舟（从这时起用化名周小舟，与国民党谈判。不料，此后竟一直用周小舟这一化名）。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是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是开放民主自由；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恢复民众组织和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于是，周小舟、曾养甫两人居幕后，由吕振羽、谌小岑两人进行接触。不久，周小舟回天津、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曾养甫任命他为“铁道部专员”，发给他“车马费”。实际上，吕振羽成了中共在南京的常驻代表。这时，吕振羽提出了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三月，周小舟二进南京，通知吕振羽，中央已正式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并由王世英直接与他联系。这一回，周小舟从衣服夹层中取出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件。此后，周小舟又于六月、八月三进、四进南京。　　　　
　　　　周小舟赋诗赠吕振羽：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吕振羽则和曰：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为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后来，由于“姜府”和“龚府”已通过张子华及另一途径直接联络，也就决定放弃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转达的这一途径。　　　　
　　　　周小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进入陕北，向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的情景。毛泽东很喜欢这位能干的二十四岁的同乡（他是湖南湘潭县黄荆坪乡人，离韶山冲不远），留下他担任秘书。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在中共的三位密使——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以三条不同的途径多方奔走，国共之间日渐沟通，正式谈判的条件日臻成熟了。前文已经写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一支奇特的队伍从“红都”保安出发，前往西安。这一群人之中，大多穿国民党军服，唯有一人西装革履。在这支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代表团”的队伍中，那位“马夫”叶剑英是真正的首脑，而那位戴礼帽、挟黑皮包、穿西装的“秘书”，则是中共特科要员潘汉年。潘汉年身上，带着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二日写成的致蒋介石亲笔信。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周恩来写道：　　　　
　　　　介石先生：　　　　
　　　　自先生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变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