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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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这样，毛泽东于三月四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三月五日便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敢再启用“红色牧师”这一“桥梁”。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意见。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