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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铁账难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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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是《马关条约》的延续，它的签订标志着中日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完成。自中日订立第一个条约时起，25年来日本统治者在中国梦寐以求的东西，至此全部到手。又一个历史的鲜明对照是：当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他们的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但是日本国内一些“武臣议士”等更富侵略性的政治势力，认为所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中“未得格外利益”，仍感不满。日本政府正好利用这种情绪，很快又向中国索取新的利益，其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各地广泛建立租界。日本要求在《马关条约》所规定的新开商埠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地建立日本租界，并声称中国所定的机器制造税“日本可以照办，惟须增开天津、沪、厦、汉四口租界以相抵换”。日本还威胁说，日本各项要求“期于必办，否则新约（指《通商行船条约》）即行停换”。〔3〕清政府抗不住日本的压力（如不交换批准，关于日本归还威海卫的谈判将因之延期），急忙与日本签订《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约》，完全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10月20日，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交换批准，正式生效。日本利用换约以扩大租界权的目的达到了，接下来就是建立租界以实现其条约权利。随后在沙市、厦门、苏州、杭州、重庆设立领事，并开始筹划在各地建立租界的事。日本在其所建立的租界内占有特殊地位及种种特权，但中国仍保留了部分权利，日本对此很是不满意。三周之后在所签订的《公立文凭》中强调了日本要建立的是“专管租界”。日本还对“专管租界”下了明确的定义：“专界者，系以此处专为日本商民之界；专管者，系日本领事官专管界内商民之事。”此后几年间，分别签订了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租界地的章程和约书，而且都贯穿着“专界专管”的原则，界内土地只准日本人租赁，而且是“永租”，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可在里面居住、营业，但不得租地。后来日本的权利、特权越来越扩大，规定得越来越具体：《天津日本租界条款》中还特别划定出某一地段，作为日本的“预备租界”；福州、厦门、重庆日本租界条款都规定不仅“界内所有马路、警察之权”，“界内诸般行政之权，皆由日本政府管理”。这样的租界，实际上就是在中国领土内的小独立国。 日本商人以各地的租界为基地，大做进出口贸易，他们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和白银，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工业品运到租界，然后转销内地，从中获取暴利。而且各地租界还是日本所制造的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角落，主要表现在烟、赌、娼三个方面，其中以烟为最。日租界当局不仅从贩卖鸦片中牟取暴利，而且还公然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运送，使日租界成为贩运鸦片的主要基地。害人最甚的赌博，在日租界当局庇护下，却盛行无阻。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群魔乱舞中分一杯羹
《马关条约》后，使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在中国所获利益大为眼红。因此，由德国带头，欧洲列强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分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及攫取利权的争夺战。日本政府因势乘便，为自己能参与劫掠全力清除道路障碍。日本一方面同德、俄、英各国就侵夺中国的条件进行交易，交易结果是不再反对“日本立足于中国大陆上任何地方”〔4〕。另一方面寻找侵夺中国的目标和时机。它很快就选定了福建省，这是它侵占台湾之后的必然发展。1897年4月22日，日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日本公使在同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李鸿章等谈话中说：从运动形势来看，从维持亚洲均势、从日本的条约权利以及从人情等各方面来说，日本都可以要求在中国大陆上占有一个重要港口，但它并未这样做，而仅从自卫的立场以及保全清国的立场要求福建不割让。日本政府的“善意友好”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如果贵大臣等不体察此意，而加以坚决拒绝，那末“将来由此而发生的事态变化，应由贵大臣等自负其责”。又说：日本政府已情至义尽，如果中国政府对于尊重友情并出以温和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对于用其他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容忍，那末日本政府恐将“认真考虑其应付手段”〔5〕。这种花言巧语露骨的威胁马上发生效果，两天后清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由此福建正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就形成了日本侵华的南翼。日本政府在得到清政府关于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后，马上决定以铁路利权加以“补充”。5月17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中国决定将福建省内的铁路利权让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个人，或寻求外国的帮助在该省修筑铁路，则应将所有此种权利只让与日本及日本人，只应向日本及日本人寻求帮助。要清政府就此给予书面承诺，但遭到总理衙门的坚决拒绝。〔6〕 甲午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感情，这给俄国造成了在华扩充势力的机会，这对日本想要进一步在中国发展以及在远东活动都是不利的；日本不能不感到这一点，并想加以改变。但在《马关条约》体系的建立未完成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签字、生效，《马关条约》体系便算业已完成，于是日本开始着手修复对华关系。一年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俄舰开进旅顺口，法、英各国也跃跃欲试，欧洲列强的利爪一齐伸向中国，中国陷于被瓜分的边缘。这对日本借以缓和、消除中国对其的恶感和敌意的时机便日益成熟。日本在宣传中日“同文同种”的旗号下，一连串的“友好亲善”姿态向清政府的当权者相继展现出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在提出上述的铁路要求之前，就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一个倡仪，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7〕接着，他果然向清政府提出：日本拟与中国加强友谊，知道中国急需人才，如中国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日本愿支付费用，约以200人为限。〔8〕日本参谋本部的大佐神尾光臣及大尉宇都宫太郎等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游说，转达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意：前此中日打仗“彼此俱误”，现在“西洋白人日强”，中国、日本日危，中日同文同种，极愿与中国友好联络。他们还送了日本地图及政治书籍给张之洞，劝他派人到日本进武备各种学堂，日本“必优待切教”〔9〕。正是由于日本谨慎从事，尽可能不伤害“中日感情”，所以在要求福建省的铁路利权被拒绝后，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转而在其他方面加紧活动：它处心积虑地要控制从福州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报，1898年12月7日，其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与电报督办盛宣怀签订合同，日本以10万英镑把这条电线买了去。随后小田切又就购买铁矿石的问题向盛宣怀（汉阳铁政局督办）进行了试探。经谈判， 1899年4月7日双方签订合同，规定：汉阳铁厂须向日本制铁所出售大冶矿石，每年不得少于5万吨；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及织布局经该制铁所之手购买日本煤，每年不少于3、4万吨；汉阳铁厂“除自用外，所余矿石应尽先供给制铁所”，每年不少于5万吨；日本制铁所“委派委员2、3名驻石灰窑、铁山二处，以便监督”；合同期限15年，“双方无异议，得再延期十五年”。这个合同保证了日本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石供应（从1900年7月起，大冶铁矿石开始向日本输送），并使日本开始插手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在福州、厦门相继建立起专管租界，这对于它充实在福建省的势力具有重要作用。 不久，日本重新把夺取铁路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其目标且不限于福建省，而是由福建扩充到江西、浙江、以至湖北，并由路权连带而及于矿权。1900年6月5日，日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允许日本人与中国商民设合股公司，修筑一条由厦门起经福州、邵武、江西梧州、南昌至汉口的干路和由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由南昌经浙江衢州至杭州两条支路，沿路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等都交该公司开采。13日总理衙门拒绝〔10〕。这时义和团的活动正进入高潮，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正酝酿干预、镇压，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正在变化，路矿利权问题才又被搁置下来。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日军充当八国联军的先锋（图）
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局图 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初时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后来，逐渐扩大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各个方面，并旁及一切带洋字的事物。 日本对华的态度是由本国的实力来决定的。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日本鉴于甲午战后元气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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