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铁账难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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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奉轻便军用铁路，改为中国自造；并要向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借款32万日元和215万日元，建造新奉、吉长铁路，年息5厘，分别以18和25年为期，限期未满前不得偿清；借款期间内，总工程师，会计及其它办事人员，均须任用日本人。就这样，以旅大租借地为基点，以满铁直接经营及插手其中的各条铁路为网络而构成的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基础，在其撤军期间便牢牢地打下了。　　第二件事是侵夺安奉（安东…奉天）铁路。安奉路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擅建的一段轻便军用铁路。战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规定，允许日本继续经管该路，“改良”为商用，“除因运兵回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限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然后再延展15年，期满后“估价售于中国”。关于改良的具体办法应由中日两国的承办人员共同商定。但日本政府违反上述规定，单方面擅自改造该路，放宽轨道、改移路线，沿路任意占用土地、民房、驻扎军警。企图使该路成为南满支路，与汉城－新义州路相联，架设鸭绿江铁桥，以便利其今后对东北的经济军事侵略。直至1909年1月，约定改良期满，日本才通知中国政府派员协商。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日方提出抗议，不允许改造为南满支路，只准改良；并要求撤退沿路军警，退回土地民房，然后派员会商购地，公平给价。日方蛮横地加以拒绝，并擅自动工。1909年8月，日本又强使清政府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半年后又签订《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至此日本以上的侵略计划全部实现了。　　第三件事是1909年2月6日，日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六案”节略，即新法铁路问题、间岛问题（延边…带地方）、大石桥…营口铁路问题，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问题，抚顺、烟台煤矿问题，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这是包括铁路、矿务、界务等多方面的一揽子侵略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向中国实施的又一系列挑衅行动，其目标有两个，即破坏中国在东三省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扩充自己在东三省南部的利权和势力。关于新法铁路问题，日本以新法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并有损于南满铁路利益为借口，一再蛮横地宣称对该路的修筑“断难承认”。由于日本的阻难，东三省地方当局的修路计划无法付诸实行。随着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加强，对我国延边地区的觊觎之心日增，于是就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日本陆军中将佐斋藤季治郎根据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进入延边地区。在那里强占民地，擅伐林木，兴工建造公署、铺户；又相继在其他一些地方设立宪兵分谴所。极力破坏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树立日本的权威，并不断制造事端，力图加重该地的紧张局势，向清统治者施加压力。由于清政府在拒阻日本势力的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日本入侵延边地区虽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其发展毕竟受到抵制，日本一手制造的所谓间岛问题，渐成僵局。关于新奉铁路，新奉段原系临时军用性质，必须改筑，才能使京奉全路一致。在改筑中有一个问题须顺便解决，即将奉天站由原来距城十来里展修至城根。这一段要穿过南满铁路，清政府提出在交叉处造一天桥的办法，日本竟借口“与南满铁路相抵触”，悍然拒绝，致使此项改筑工程迟迟无法进行。而日本政府要满铁公司经营抚顺、烟台两煤矿及大石桥——营口铁路，更具有特别蛮横无理的性质。抚顺、烟台两煤矿都是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凭借军力强占的，战后声称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把矿权转给了它。但实际上，抚顺煤矿本是中国人创办的，俄国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只投了很少一点股本；烟台一部分矿区俄国人曾经开采，但中国并无让给俄国的明文；这就是说，这两个煤矿的权利，中国从未正式让给俄国；俄国本来不曾正式得到的权利，怎能转让给日本？可见日本立论之荒谬。大石桥——营口铁路原是俄国修筑南满铁路时，为运料方便起见，由中国特许“暂筑”的，按中俄原合同规定，南满铁路完工后，此路即应拆去，或者至迟于1906年必须拆除。日本由俄国手中继承南满铁路利权，有义务遵守此项规定，而它却在南满铁路完工后继续经营，不但不许拆去，反而悄悄购置土地，准备把该路末站由牛家屯展修到营口市街。这一切都说明日本攫取权利的手段比俄国更变本加厉。　　为了解决上述的争端并且获取更多的权益，日本又向清政府发起了一场外交总攻战，企图按照它的方针一举全盘解决几年来的积案。日本在同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大力加紧对延边一带的侵袭，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新事端，有意加剧紧张局势。1909年9月4日，清政府被迫就东三省六案与日本签订两个条约，解决所谓间岛问题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解决其余问题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这两个条约规定：日本以“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这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和宣布不再阻挠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它根本就无权阻挠），而正式取得了大批路矿利权，并取得干预延边地区的司法、筑路等事务的“条约权利”。自此日本的脚跟牢牢地插入东三省南部，并为以后独霸整个东三省，对东三省大动干戈做好了准备。


第二部分：对德宣战　征服满蒙山东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图）

向济南进犯　　一、急忙建立殖民统治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山东地区进行掠夺和殖民。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就有日本陆军部发布军令，设置了日本青岛守备司令官作为占领区最高长官，这一职权拥有统帅守备军及相关机构，并担任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等权利，后来又设立了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并对守备军重新进行编制，配以宪兵队以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将日本在关东州的一系列统治模式搬了过来，是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山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场战争使山东地区人口大减，殖民当局除让在山东拥有产业的人来居住外，还组织了多次日本移民，大量日本商人涌入并迅速充斥了各行各业，同时更利用其军政特权使其在山东商界尤其在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以青岛为例，1914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也就是三五百，职业也仅限于小本经营，如照相馆、妓院之类，但自1914年12月青岛被重辟为商埠后便掀起了移民热潮，1915年移民总数就增加了40余倍，1917年，日人为18576人，华人为77076人，西方人为494人；1918年，日人为19260人，华人为78804人，西方人为510人，同时在鲁日侨增至24160人。至1922年12月，我国接收青岛时全鲁共有日侨3万余人，此中寓居青岛者就有24132人。〔4〕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完全不顾中国主权，大肆掠夺土地。驻鲁日军将掠来的土地公开向日人低价出售，同时又取消了德国占领时期的土地增价税，1920年规定买卖土地只征卖费千分之二〔5〕。殖民当局还出租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岛地区的官地，1922年日本将掠来的青岛商埠官地50万坪（一坪约合3。3057平方米）〔6〕出卖，在其承买者中日人有78人，而华人只有2人，地价每亩30至60元，价钱也比德国占领时低。日本统治青岛期间共向日人出租官邸310万余坪。而日本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自卖地60余万坪，官承购之私有地16万坪未记入在内。〔7〕同时，日本还在淄川、博山、桓台、昌乐、潍县、安丘、昌邑、长山、青州、胶县、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大片租用土地，进行不同形式的经济侵略行动。　　　　

　　　　

　　　　

　　　　

　　　　

　　　　

济南惨案二、疯狂攫取物资资源　　一战时期正是日本工业发展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是日本所不能放弃的，而这更使日本痛感其国内资源之不足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山东地区资源攫取的欲望。　　为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就加紧修复青岛港，使其恢复运行，同时，抢占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机关设备，以加强对胶济铁路的管理。另一方面，重开战时被迫关闭的海关，逼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签订《会定青岛重开海关办法》，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海关的税权，日本可截留2成税银，日本人任海关税务司把持海关权。日本把持海关期间，“抢走税银54万元”〔8〕。这样就为其运送山东地区的资源到日本及把日本国内的剩余物资运往山东打通了各条交通线路。与此同时，对山东各矿山特别是原有德国投资的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进行掠夺式开采。以租给日本商人的坊子煤矿为例，它年产量为155512吨，计利润20万元〔9〕，后来又划归铁道部直接经营。此外，淄川煤矿出产的煤被验证适用于海军舰艇，且储量达7000万吨，有12层煤层，储量极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军工的需要。而金岭镇的铁矿也是被探明矿储藏量为12亿吨、易采量为200万吨、矿石含铁量60％的优质矿山，仅在1919年投产当年产量就达178847吨。〔10〕仅就淄川煤矿为例，从1915—1921年期间，日本就盈利达446亿1997万5322日元。〔11〕　　　　

　　　　

　　　　

　　　　

　　　　

　　　　

济南惨案　　此外，日本还发动国内私人资本对其周围小矿区进行经济渗透，大批日商涌入矿山煤田进行窃取矿权的投资活动。日本在矿区的所作所为对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一战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便开始大规模资本输出，殖民当局又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日本人到山东投资，以充分利用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牟取暴利。除创办独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