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_三毛-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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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忠和我的见面，加上黄慈美的居中大惊，使我笑痛了全身。漫画大师的出场，笔墨无以形容，只有漫画能够画出那份效果。

　　　　前几天，为着蔡志忠的画和我的儿童诗配合展出，去了一次他的工作室。在那品味和格调都跟我个人家居布置十分接近的房子里，悄悄的观察了一下——发觉蔡志忠将他最好的一只瓮，送给了我。

　　　　这一来，对于他的慷慨，反而使我因之又感激又愧疚。这位朋友，当是我的好榜样。

　　　　虽然这么说，这只美瓮，还是当成性命一样宝爱着，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学蔡志忠，将它送给任何人。

　　　　蔡志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五更灯

　　　　当那一大纸盒的旧锅圆盘加上一个几近焦黑的大茶壶在桃园中正机场海关打开时，检验的那位先生与我都笑个不停。那次的行李里衣服只有三件，有的全是这些脏手的东西。

　　　　去了两夜三天的香港，有事去的，时间不够逛街，一面吃着叉烧包一面挤空档过海。什么百货公司都没去，就在那条高高低低石阶的古董街上跑。淘古董的游客也多，太多美丽的老东西——当然有些也是贵的。我爱便宜的老东西，它们不会因价格而不美，这完全见仁见智。

　　　　回台已是夜间了，父亲找出擦铜油来，恰好那日吴璧人妹妹也来家里，于是我们对着一堆焦黑的东西，用力擦啊！一面擦一面笑，说着：“当心！当心！别擦太亮了。”擦出一盏灯来，母亲一看，说：“呀！是个五更灯嘛！”我以为她说“五斤灯”，顺口说：“哪有那么重，有五斤吗？”

　　　　这个灯下面的小门打开来，里面一个极小的铜油灯可以点着，油灯上面有一个浅凹的盘子放在中间，上面才是罩子。母亲说，当年外婆在宁波熬名贵的药材，就是用这种铜器，放在凹形的盆内小小一碗，要慢火熬到五更天，才能喝下去，因此得了个好听的名字。

　　　　我后来搬出母亲家，一个人在台北住一间小公寓，夜谈的好友来了，就点油灯，一谈给它谈到五更天，的确不负此灯。

　　　　这个灯，是七块港纸买下的，宝贝很厉害，“无价”之宝。



　广东来的老茶壶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抵达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湾，那时在教书，星期一有课，我不愿请假，也没有必要特别去调课，回来就是了。

　　　　是香港广播电台邀我去录音的，我的答应去，里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见金庸夫妇还有倪匡。电台说，抵达的晚上要请客，要些什么朋友趁此机会见见面呢？我不敢说他们请得到金庸，可是就算电台不请，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场好饭。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这场结缘的经过，因为未得查先生同意，写稿时夜已深了，不好打电话去吵扰，就此略过。让我放在心灵的深处每日感恩就是。

　　　　话说电台邀我去做访问，以为只是访一场，觉得又有飞机坐、又有旅馆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没有想到抵达机场，献花完毕之后，以为可以直赴旅馆休息打扮再工作，没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饭的时间在内，电台给我预排了结结实实六个不同单元的节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访问，怕的是那个比法文还要难的广东话。

　　　　饭局上和查先生夫妇、倪匡匆匆一见，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场访问。香港人工作起来好似抢人命，可是，做得真真扎实，包括“脱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没想到第一个下午到深夜，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穿上牛仔裤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楼，交出钥匙给旅馆，提起背包正想开溜，两个女记者不知什么时候就像卫士一样的把我夹在中间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们不是香港电台的。只有一个早晨了，我去‘行街’，请给我一点点自由。”说着说着就想哭出来了。最恨他人不给自由，而我，好似从来没有去妨碍过任何人的自由过，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时。”她们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悯的，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她们可以休息的，却为了我。“一小时也不行，对不起。”说完我就跑。

　　　　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西雅图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



　华陶窑

　　　　当我小睡醒来的时候，发觉这辆小货车正行走在河床的乱石堆里。我坐起来看窗外，只见干干的河床前，绕着一条泥巴路。”

　　　　同去的朋友见我在后座撑起来，就说：“对不起，路这么颠，把你颠醒了。”

　　　　我问说：“我们在哪里？”他说在苗栗。

　　　　那一路，是由嘉义上来的，当天回台北。

　　　　我问这位朋友：“你的车子如果发不动了怎么办？”那时天色近晚，微雨，微寒，而我们的车，正在涉过一片水塘又一片水塘。

　　　　“那个窑场，真的值得去看吗？”说时我已累了。朋友很有把握的说：“去了就晓得。”

　　　　我们终于爬出了低地河床，进入一片如诗如画的乡间里去，那雨水，把一切给蒙上了轻纱。我完全醒了，贪心鬼似的把这景色给看到心里去，并不必举照相机。

　　　　这儿是苗栗的乡间，只不过距离台北那么一点点路，就连大地和空气，都是不同。

　　　　沿途中，朋友下车，去搬一只向农家买下的风鼓——用来打稻米的老农具。车子怎么样也挤不下。我们淋着雨，一试再试，都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累，又发散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