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莫应丰将军吟-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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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我过去写过剧本，经常失败。我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技巧不熟，经验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过，哪回要是能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不知会怎样。但在写《将军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使人觉得是假的。那是因为受着种种框框的约束，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生活被歪曲了。我从来痛恨“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教条。放开手脚，依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大胆写一回，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发现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习惯，从构思开始，就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左右徘徊。我不断在自己脑子里敲警钟：往意！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写。为达此目的，我力求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具体的模特儿。有许多章节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尽可能照原样写进去。在我读过的小说里，似乎没有见过描写一个领导干部作报告、并把长篇大论的报告内容正面写出来的搞法。谁都知道，作报告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聪明的作者是要尽量避开不写的。而我在生活中，确实听过一个极端生动感人的长篇报告，事过好几年了，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难道不能打破禁忌写一回试试吗？我听说有的高明的国画家，为使自己的作品构图奇特，故意违反常识，先造成险局，然后从险局中解脱出来，一旦成功，令人惊叹。我仗着确有生活依据，也给自己造了一险，正面描写彭其在文工团作报告。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现在，这个有点特色的章节，常常得到一些好评。其实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技巧使我获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来自生活。就整个作品而言，《将军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据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于其他，忠实于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说，《将军吟》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文革”动乱时期的一段生活，这个评价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冷静地想，它的真实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无情的时间面前继续经受检验。
　　感谢前人教给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