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群雄召唤-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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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还有童谣叫什么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霍光继续说道，“那么如果不是最后露馅了，被揭发出来，他们是不是就是所谓孝廉的典范？反过来说，这是被揭穿的，其他没被揭穿的呢？”

　　　　“那么我要问了！”霍光冷笑道，“人家是做出一副孝悌清廉的道德模样，目的就是为了被推举，就是为了仕途！”

　　　　“而他们这些士人，做出一副忠君的模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什么？为的还不是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忠臣的记录？”霍光继续说道，“但是本质上来说，举孝廉是为了推举选拔统治人才，归根究底，那就是为了让他们治理国家。这些弄虚作假专营上来的人能做到这点吗？”

　　　　“与之相同的，什么两次党锢之祸啊，这些被祸害的士人，居高位，掌权势，是为了让他们去做汉帝的家臣？他们就认定了这个汉帝，哪怕是危害到整个大汉的稳定也无所谓？”霍光冷笑道，“归根到底还是一样的情况，那些弄虚作假的是怕不被推举，而这些人呢？不就是怕史书上留下他专权的骂名吗？所以不敢作为，束手束脚的被宦官操弄。”

　　　　“死且不惧，何惧身后他人评说？”霍光断然道。（未完待续。）

第178章　好名清流（）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鲍鸿笑道，“那些名士、清流虽然对于功名、利禄都不在意，但是对于声名、身后名这个东西，可谓是极度苛刻的追求。完全是把文名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

　　　　“好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霍光笑道，“这个事情探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察举制度的关系。正是因为对于举孝廉制度的偏执追求，使得整个时代士人对名声的追求也变得如此偏执。”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汉朝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名士对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名人的一句评价，就能立刻抬高一个人的身价。如名士桥玄评价曹操为“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由是声名益重”；许子将也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名气就大震了。

　　　　在这种品评人物风气盛行的同时，东汉的正统儒家又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清流派，一个是浊流派。浊者当然是污浊的意思，浊流派主要指那些阉臣、佞臣。清流派主要是那些自我标榜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人之士，其坚决不与浊流派来往。东汉宦官专权，清流与浊流的斗争激烈。所以，谁要是和阉臣、佞臣扯上了关系，就会从清流派下降为浊流派。像孔融、杨修、祢衡就属于纯正的清流派领袖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绝对拥护汉朝的统治，时刻都想着光复汉室，但是由于是文化人士，又标榜清高，不免落入“好名成癖”的深渊。

　　　　就汉末而言，早一批刷出名声来的还好一点，毕竟没到这么疯狂的地步，可是派出一大堆的清流名单，也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到什么程度了。

　　　　在恒灵交替时期，党锢灾祸，中原大地上清流士人共相标榜，弄出了一个天下名士的排名，最高的号称是“三君”，其次是“八俊”，再次是“八顾”，还次是“八及”，最次是“八厨”。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从这个规范要求之中，我们提取出一句话来说明，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野心家、权宦甚至是起义军首领都明白的，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必然演变成，阻止其他人做其他事的强制行动。

　　　　清流人的内部总是划分成，开通务实、勇于担当的一代名臣和不切实际的慷慨之徒，当然也是有投机取巧的机会分子的。而结局每次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和冤狱。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士人来说，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以及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都是属于自我主动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这两条不过是表现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所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如果仅仅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不至于祸国，糟糕的是一边用高标准要求他人，一边沽名钓誉。

　　　　其实我认为道德标准这东西，定得太高反而无益，就像子贡赎人不取酬反而被孔子责备，认为阻人向善之路。脱离现实的标准只会让大多数人达不到甚至放弃，而这样一来，就能显得“清流”之人高出众人之上了。他们举着这套标准去死谏皇帝，去弹劾同僚，同时又呼朋结党，自我标榜，造成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和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这个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的说法叫舍本逐末，更有甚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确，表面上看起来，你的确是在驾车的，实际上来说，你特么驾着车朝反方向前进，还美其名曰驾车非常努力，甚至可以为了努力驾车而舍弃生命。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你努力了半天其实就是把整个国家往火坑里推而已。

　　　　前面说的那批清流还算靠谱，三君那群人下野跑去颍川弄了个学堂，差点就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要不是曹老板自己懵逼了，急着要做什么魏王，顺便还坑死了荀彧，最终如何还不一定呢。

　　　　但是越是到了汉末最终阶段，可以说是社会越来越浮夸，清流也越来越不靠谱。

　　　　就说最耳熟能详的清流代表‘孔融让梨’吧。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介绍了孔融出名的3件事情：一，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门第高，是文化大族；二，孔融幼有奇才，“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而孔融偏偏要去“欲观其人”，他就对门人说是李膺的“通家”，并且一语惊人，被名士李膺评价为“高明必为伟器”；第三，他是个大孝子，救了张俭被官员察觉，与哥哥、母亲争着承担死刑，赢得了清名。这3件事后，孔融就出名了。

　　　　孔融是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始终要保持自己的清名，不愿与浊流派为伍。他认为黄巾军起义，主要是没有做好教育工作，于是就“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但在那个天下分崩离析的年代，他的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滞后。为了保持清名，孔融在领兵打仗时就显得过分拘谨，往往不能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难，因为才器粗略，思想空乏，所以没有成功。

　　　　袁谭攻北海，双方战斗自春至夏，战士仅剩数百人，流矢像雨一样射来，城内已经短兵相接。孔融仍然凭几读书，谈笑自若。晚上城陷，才逃奔山东，妻儿都被袁谭所掳。

　　　　范晔说孔融“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虽然孔融被袁谭围攻时显得很“大度”，“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是“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终究有点讽刺意味。

　　　　司马彪也说孔融“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政也”，说孔融虽然标榜儒家正统，可是在政治上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