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群雄召唤-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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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时就搅得四邻不安，所以族人纷纷遣责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见他闹得实在不像话，不得不批评他几句，谁知他竟把父母捆起来照样出去为非做歹。邻居们只好告到族长那里，族长大怒，下令将寒浞驱逐出境，永远不准再回寒国。当时寒浞只有十三岁。

　　　　后羿三十年秋天，他辗转来到夏都斟鄩，在城里住了十几日，好容易才找机会见到后羿，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伶牙俐齿，赢得了后羿的青睐。后羿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把他留在朝中，并认他为义子。寒浞知道自己名声不好，如果想在此长久立足，必须得改掉以前的恶习。于是他处处谨慎小心，一方面施展各种手段博取后羿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广交朝中权贵，努力减少自己的对立面。后羿见他身体强健，勇武过人，便让他在军中当了个小头目。寒浞利用这个机会，多次参加对诸侯的作战，也多次立功受奖。从军不到一年就成为了勇武无敌的大将军。

　　　　寒浞与纯狐合谋，在三年时间内，陆续害死了后羿的亲信大臣武罗、伯因、熊髠、尨圉等人。到后羿十九年，朝中的大臣几乎都成了寒浞的死党。寒浞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找机会杀死他。不久，他与纯狐通奸时，被酒醉后的后羿捉奸在床。后羿盛怒之下欲杀死寒浞，但他哪里是寒浞的对手，反而被寒浞把他杀死在寝宫的床上。寒浞随即升殿宣布了后羿的罪状，然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寒，立纯狐为正妃，以庚辰年为寒浞元年。

　　　　史书上说寒浞即位后，曾残酷地屠杀有穷氏族人。他吩咐手下人将后羿的尸体剁成肉泥，加入剧毒的药物烹制成肉饼，然后送给后羿的族人吃，吃下的便被毒死，不吃的便让士兵用乱刀砍死。其状惨不忍睹。一部分有穷族人恐遭杀害，纷纷逃往边远地区，留下来的也都隐姓埋名，投靠在其它诸侯门下。从此，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有穷族人了。

　　　　那么，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

　　　　一个版本里面，是说后羿打败了夏朝国君，而后才有寒浞篡位的事情。而另一个版本里面，则是寒浞先篡夺有穷，而后富国强兵，再接下来打败大夏国君。

　　　　这里面的问题可是很大的。究竟是谁打败了大夏国君相，或者说结束了自从太康失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局面，使天下重新统一，那么这个人的统兵之能绝对是有大幅的加分的，而另一个人则要逊色不少。

　　　　当然，两个家伙的黑点也都很明显的。后羿是识人不明，至于是不是昏庸就不知道了。（未完待续。）

第170章　历史人物的出处（）　
当然了，现在看寒浞属性给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单单是单纯的说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夺后羿的权势，能力不会给这么高的，想来多少也是参考了另一种说法的关系。

　　　　“我关注的问题是，这算历史人物吗？”鲍鸿疑惑道，“还是说他的确是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者说，接下来这种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也会不断出现？”

　　　　实事求是来说，对于夏朝的性质，一般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存在于不存在的争议，即便是大夏是属于国家性质还是部落联盟形式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正如鲍鸿所说，追溯到大夏这边，这些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到底算是历史还是传说。

　　　　大夏再往前，都能够开始三皇五帝时期了，这简直就是越来越神话了。

　　　　“以史书而言，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认定，基本上系统资料库也是以周朝的几本史书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了。”系统介绍道，“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不过，《晋史乘》、《楚史檮杌》等属于本国内部的歌功颂德，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这玩意据说可能仅仅是后人根据《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系统继续说道，“相对来说，参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

　　　　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所以说，《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来就不断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说编造史书。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删去了自己认为消极的记载，想以此促进社会积极发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扬礼仪仁义，自然要写积极意义的东西，促进人们对于礼仪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较于孔子所说，上古圣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认为的圣人。自然是遵从禅让制度，挑选贤能道德贤人禅位。

　　　　然而事实上以禅让为例来说。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