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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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new　　　
　　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10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清朝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的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分，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new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2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土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