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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重征天下-第10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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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的票拟,一点都不客气。毕自严则再次强烈反对罢三饷,不过他一张嘴怎么也说不过东林党几十张嘴,更何况还有各地科道言官的数十份奏折,也大多主张罢饷。
朱由检不动声色地看众臣争论,直到他们都说得口干舌燥了,才慢悠悠地道:“加派本就是特例,而非定例。这三饷都是天启年间加派,始作俑者还是阉贼一党,虽然朝廷缺钱,却也不能指着这些加派度日。朕觉得票拟很有道理,刚才又听众卿议论,心里就更清楚了。”
东林系大臣听了大喜,看来皇帝这是同意罢三饷了!
哪知朱由检又接着道:“不过户部之言亦有道理,三饷在朝廷收入中占比过大,不能劇除,否则户部实在吃不消。朕看不如这样:先免除三饷中较少的蓟饷和练饷,辽饷则以五年为期,每年减额一百万两,五年后彻底停征。众卿以为如何?”
众臣一听,皇帝已经让步了,第一年的减免额度已经占到原来的一半,五年以后就彻底免除。这个结果虽然还不够让他们满意,但最好见好就收,也别把皇帝和户部迫得太急了,于是纷纷称善。
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孰料朱由检又笑眯眯地问李标:“李大人,三饷平均每亩派银九厘,合计近七百万两,确实不少。那你能不能告诉朕,朝廷岁入三百多万两,折到每亩是多少银子?”
李标一愣,并未领会朱由检的意思,随口答道:“回陛下,以此计算,平均每亩不足五厘。”
“嗯,九厘加五厘,也就是一分四厘。”朱由检似笑非笑地道,“前段时间朕将科道官员外放地方,让他们奏议各地田赋征收之事,到现在回奏的可不多啊。朕还特意看过户部在天启年间各年收取田赋的账册,全国十三行省加南北直隶,税率最低的湖广和北直隶,也比一分四厘高,还有高到七八分的,全国平均将近四分。一分四厘银都有一千万两,四分银难道不该是将近三千万两?李大人能否为朕解释一下,一千万两和三千万两这么大的差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标是个典型的理学大儒,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可是一说到具体的田赋数字,却登时抓瞎,半晌答不上来。还是毕自严为他解围道:“陛下,田赋乃户部之责,还是臣来回答更为合适。朝廷的岁入分为本色和折色两部分,折色也就是折银这部分是三百多万两。本色则是米谷实物,分夏秋二季征收,一般夏粮为四百万石,秋粮为二千二百万石。以江南米价一石不足一两折银,则是两千多万两,再加上岁入,就与陛下说的三千万两差距不大了。”
“李大人,你看看,刚才你们都反对毕大人,可现在还是要毕大人替你回答。”朱由检揶揄了两句,突然把脸一沉道,“即使如此算,全国田赋平均税率也就是三十税一,加上三饷也不到二十税一,这个税负算重么?就算亩产只有一石,一百升米才拿出五升来交田赋,这怎么就不能承受了?佃农交地租,五成、六成乃至七八成都还能勉强糊口,这又怎么解释?
“朕还记得在日讲上听到过,汉时文景之治也不过三十税一,盛唐富宋,田赋标准也大大高于此额。怎么到了朕这里,就成了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连这么点田赋也嫌多不愿意交,那交多少合适?是不是最好干脆别交了?朝廷给官员发放俸禄不要银子、练兵不要银子、打仗不要银子?这些银子谁来出,李大人,你来告诉朕!”
这一顿突如其来、连珠炮般的责问,把李标彻底打懵了。他赶紧撩衣跪倒,脑门上已经见汗,却是一句也答不上来。其他大臣也是噤若寒蝉,他们有的是真不知道,有的则是知道也不肯说,一时间朝堂之上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朱由检见把众大臣都镇住了,这才放缓语气道:“朕知道,历朝历代承平日久之后,都会产生很多弊政,尤以赋役弊政为最,我大明亦是如此。田赋与加派虽然说起来不算多,但真到了下面,普通百姓确实负担极重,甚至连糊口都困难。但凡能吃上口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流贼、盗匪?
“所以朕才要科道官员深入府县,体查积弊民情,详细奏闻,这样朕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方能对症下药,革除积弊。可是你们看看,这些奏章奏的都是些什么?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再看看《京华时报》上这篇文章,里面涉及了多少弊端!虽是写一县之事,这些弊端难道会是该县独有?来来来,诸位‘爱卿’,你们都好好看看!”
女官立即向众人分发了数十份当天的《京华时报》,让众人传阅。不少大臣看完后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回不知又要有多少人倒霉了!
1573章 治大国如同颠锅()
朱由检让廷臣们看的文章,就刊登在《京华时报》当天的头版头条上,题为《肃宁赋役乱象》。文章并未署名,是以一个当地童生的身份,讲述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在征收田赋、分派徭役中的种种积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投献。与投献皇庄类似,肃宁县民田也存在大量的投献现象。不过他们投献的对象不是皇庄,而是不需要纳粮的官绅。魏忠贤就是肃宁县人,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族人,比如侄子魏良卿,发迹以后在肃宁县大肆买地。
魏良卿当时获封宁国公,按规定他名下的田地当然不用纳粮。问题是肃宁县的很多地主与魏良卿勾结,以“投献”名义把自己的土地挂到魏良卿名下,这样也就不用交田赋了,只需要给魏良卿一些好处便可。结果他们皆大欢喜,只是朝廷受损。魏忠贤倒台、魏良卿失势以后,这些地主又与当地官府勾结,把“投献”之地拿出来,改投在其他官绅名下,仍然继续偷税。
二、谎报灾情。因为朝廷有规定,因天灾减产绝收,可以蠲免田赋。当地地主便勾结官府,几乎年年报灾,没灾报成有灾,小灾报成大灾。朝廷又疏于巡查,便年年被这么糊弄,不知少收了多少该交的田赋。
三、粮长弄权。官府嫌征粮麻烦,但为了应付征粮任务,体现政绩,往往把征粮权“转包”给某些大户,这样的大户就叫“粮长”。每到夏秋征粮之时,这些粮长把固定数额的田赋交上去,官府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粮长再向农户挨家催征。这里面就有诸多弊端,粮长经常利用农户不熟悉朝廷法度,肆意滥征,如农户敢“抗赋”,便送交官府治罪,致使农户苦不堪言。
四、淋尖踢斛。征收田赋时,都是堆成底圆头尖的粮食堆,老百姓堆好以后,官差故意在粮堆上踢几脚,溢出来的谷物不准纳粮人往回扫,也不算纳粮之数,说是弥补粮食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实则都是地方官吏私分了。数额虽然不大,但给百姓造成的印象极坏,严重败坏了朝廷和官府的形象。
五、银钱折价。田赋分征粮和征银二项,其中征银时,因为老百姓平常很少用价值较高的银子,而是用价值较低的铜钱结算,但交田赋时,必须兑换成银子。官兑的价格是一两银子兑一千文铜钱,但实际上民间银贱铜贵,一两银子只能兑六七百文铜钱。赋吏强迫老百姓用官价兑换银子,转手就用市场价再把银子换回来,每征一两银子,便可获得三四百文的利润,这些利润全被他们中饱私囊了。
六、滥收火耗。官府征收上来的税银,按规定要重新熔炼成五十两一锭的金花银,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损耗,称为“火耗”。官府便以此为名,向百姓额外征收“火耗”银,征收比例并无定限,但肯定比实际损耗大得多,多出来这部分,也就进了私人的腰包。
廷臣们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积弊可不是肃宁县独有,全国各地皆是如此。这些玩意虽上不得台面,却是人人熟知的官场“规则”,谁做地方官都是这么玩,否则怎么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如今却让《京华时报》捅了出来,被皇帝揪住不放,这让这些大臣们情何以堪?尤其肃宁知县还是个东林党,如果皇帝借着这个由头,开展对东林党的打击,那可怎么得了?
因此廷臣们纷纷发言,一种言论以李标为代表,认为田赋至重,是朝廷、官府管的事,这个童生的言论属于“妄议朝政”,且有诬告官府之嫌,理应从重惩处。而《京华时报》刊登这种文章,同样必须得查处。《京华时报》本为圆妃所创,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另一种言论以钱龙锡为代表,认为即使该童生所言属实,也属“积弊”,一两百年都是这么下来的,难以轻改。如果急于革除积弊,搞不好会直接影响田赋的征收,反而导致朝廷的财政出现更大困难。用钱龙锡的话说,这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能徐徐改之,不宜大动干戈。
等大臣们都说得没词了,朱由检才缓缓开口:“李标认为这篇文章有诬告之嫌,要查,朕也很赞成。如果查证的结果是不实,那就是诬告,就该从重惩处,刊载的报纸也该惩罚。但如果所查属实呢?”
李标只得答道:“若属实,有朝廷法度在,自当依律惩处。臣等马上与户部等衙门商议,派员去肃宁详查。”
“很好,朕等着看调查结果。”朱由检冷冷地应了一句,又转向钱龙锡道,“钱龙锡,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此语何解?”
钱龙锡赶紧道:“此语出自《道德经》,是以烹饪比喻治国。譬如煎一条小鱼,最忌猛火大力翻炒,如是则碎烂焦糊矣。治国亦是如此,旧例或有积弊,但沿用至今,必有其道理;遽然变更,恰如大火猛炒,百姓不堪此扰,便。。。”
“看来先生喜欢吃鱼。”朱由检突然打断钱龙锡,冷笑着道,“你觉得现在大明算是一条什么鱼呢?是一条刚从河里捞上来的小鲜鱼,还是已经快被炸糊了?”
“这。。。”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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