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第4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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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哲子这个问题，看似寻常，其实已经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问题。魏晋这个年代，混乱之处不只体现在兵灾连连，更体现在思想上。

　　　　所谓的玄学大昌，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表象的特征，学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不止体现在那些清谈命题或是残酷政治斗争中，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矛盾和焦灼。

　　　　像是庾亮这种时下第一流的名士，学理上的造诣体现在玄儒兼修，出入其间，这么一说倒是显得从容自由，思想恣意驰骋。但其实落实在真正的行动上，仍然免不了着重刑名。而类似言行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后人推许魏晋，多言那种放达恣意的精神世界，但其实魏晋人士精神很贫穷，很困顿。他们自己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之不疑，奉行不悖的信念，于是这就造成了不少所谓的玄学名士，一个个言谈风雅无比，私底下都是贪鄙成风的扭曲形象。

　　　　沈哲子作为一个后世而来的灵魂，他在思想上的进步性体现在，他深知玄学只是一个麻醉精神的理论，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操作性，从来都不是能够让普世受益的学说。像是王导那种求诸简约的执政方法，只能流于于世无益的愦愦之政。

　　　　这种昏聩，或者可以说能够适应当时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会给社会造成大的动荡和负担。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又何尝不是牺牲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为代价？

　　　　李充说的这话看似颇有觉悟，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做错了也认罚。可问题是，觉悟是觉悟，实行起来却困难。执着于孝义，是应该值得褒扬的，但是如果褒扬，那么就间接承认了他家违规建筑是合法的，而那些劳役也就等于被定性为盗贼。

　　　　那么接下来再怎么罚？只能罚他擅闯丁营，而最重要的人命反而不必再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世家话语权对国法的压迫。

　　　　听到沈哲子的反问，李充也愣了一愣，良久后才苦笑道：“临事多虑，不敢待讼……”

　　　　沈哲子闻言后便是默然，他明白李充这话的意思。如果李充不私自行动报仇，而是诉讼有司，这件事最后的发展肯定是会被压下来，这样李充非但不能报仇，反而有可能招致沈家的打击。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说实话，这个李充非但不是一个冲动之人，反而极有决断。从沈哲子自己而言，如果李充真的去告状，为了不让工程受阻，那么他就要咬定李家墓地逾礼，劳役们是没错的！

　　　　归根到底，这个世道没有道理可言，小民是待宰鱼肉，有力量的人要迎合大势，更有力量的人则要试着操纵大势。

0458　论交于途（）　
不过眼下倒也不必考虑太多意识形态问题，毕竟是门内决之。

　　　　既然这个李充愿意承担代价，沈哲子自然也不会跟他客气，交钱吧。

　　　　身受后世观念影响的沈哲子，在时下而言其实其内核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刑徒，无论是想要推动社会变革的用心，还是在面对具体事件的价值观上。

　　　　不过倒是有一点，对于“杀人偿命”这个准则，沈哲子倒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所谓杀人偿命更重要应该是用来预防犯罪，用生命为代价来震慑那些潜在的凶徒，而不是案犯后一定要追逐的一个必然结果。

　　　　所谓的人命最重要，人命只能用人命来偿还，在许多现实处境中，这只是一句屁话。尤其对于情感需求较弱的被害者家属而言，杀人偿命未必符合他们的期待。

　　　　假使一人遇害，尚有年迈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死了，就算抓住凶徒处死，这个家庭仍然处在崩溃的边缘，生活将无以为继。如果在一个福利良好的国度，这个家庭的生存负担会转嫁到整个社会，如果在福利不备的社会，那么只能自生自灭。

　　　　李充虽然不乏敢作敢当的觉悟，但是仍然不认为自己杀人有错，他所认下的罪责也只是擅闯丁营而已。这倒不足表明一个人的生性凉薄，而是时代的局限性。

　　　　沈哲子也不跟他谈什么人道主义精神，只是除了原本的罚金之外，又勒令李家必须派出相等的人丁，承担那几名遇害者该承担的劳役。

　　　　这些代工的事功记在苦主家眷头上，再加上钱财的补偿，沈哲子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剩下的，便是吩咐沈牧去问责当日监督这几名劳役砍伐的吏目，由丁营再拿出一部分补偿来。

　　　　原本他不必要做这么多，但世风的扭转就是从点滴而起。看似一件寻常小事，对于整个丁营的劳役们情感上都是极大的抚慰，因为他们的性命已经开始被尊重。

　　　　有江夏公卫崇的面子在，李充的罚金，沈哲子暂且签下来，于是李充便重获自由。

　　　　事情解决后，卫崇便起身告辞：“今次真是多谢维周，来日我在家中设宴，维周可一定要过府一叙。”

　　　　“江夏公不必如此客气，我也没帮上什么。终究还是李君自己识见豁达，即便我不出面，也能免去许多事端。”

　　　　沈哲子起身笑语道，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如果没有卫崇出面，这件事终究还会有许多波折。最起码自己是没兴趣过问这件小事，而沈牧来处理的话，未必就会罢休。

　　　　事情虽然解决了，卫崇却有些意兴阑珊，因为李充的言语，让他感觉自己这人情有些发虚。不过他还是转望向李充，笑语问询道：“弘度可要与我一同归家？”

　　　　李充摆摆手，施礼道：“劳烦江夏公亲行一趟，已是惶恐，岂敢再劳。而且先墓被损，还没来得及仔细拜望，眼下既然已经无事，理应前往叩拜请罪。”

　　　　“那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了。不过弘度也要记得着人归家传信一声，不要让家人过分担忧。”

　　　　卫崇这话已经透出一丝不满，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其家人请托，自己也未必就会出面。

　　　　“江夏公慢行，来日定当再登门道谢。”

　　　　李充也察觉到卫崇的小心思，态度端正的将人送上了车驾。只是在他转过头时，便看到沈哲子正站在不远处笑吟吟望着他，神态颇有几分玩味，当即便回以一笑。

　　　　看到李充与卫崇的对答，沈哲子大概明白了为何这李充至今仍是寂寂无名之辈。

　　　　江夏李氏可不是什么寻常门户，否则也不会与清望一流的河东卫氏结亲。单单这个李充的父亲李矩，便曾经坐镇江州重镇。那还是在东海王司马越执政的后期，可见哪怕在越府当权的局面下，即便不是越府旧部，李家也是不弱。

　　　　而李充的伯父李重，则更加不得了，在中朝名望便极高，二十岁的年纪便担任本国中正，可见时誉之高。而李重的儿子李式，过江之后官至侍中，虽然不及方镇位重，但用后世一句话说也是简在帝心的清贵近侍臣子。

　　　　更不要说李充的母亲卫夫人，出身名门，又有非常高妙的书法造诣，还与琅琊王氏这南北第一高门保持着良好的来往和互动。

　　　　如此一个家世，这李充居然到现在还未有显名，也算是一桩异事。

　　　　不过通过今天的接触，沈哲子倒是能看出来些许端倪。这李充虽然出身清贵人家，但却不乏刑名之学的作风，能够就事论事，而且还敏于机变，这本身就与时下崇尚简约玄虚的名士做派相悖。

　　　　法家本是务实之学，累世都有传承，到了后世民智开启，更是备受推崇衍生出许多新的理论。但是在时下而言，因为那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近似刻板，少了人情，不能大行于世，所以“学承申、商”在时下而言，是一个贬义的评价。

　　　　而且在实际的交际环境中，这种秉承刑名的做法也不利于同人交流。像是庾亮那种操持刑名之人，便不如网漏吞舟的王导那么好人缘。

　　　　卫崇帮了李充，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心理满足，乃至于隐有忿怨，可见这个李充也是没有什么好人缘的。

　　　　不过沈哲子并不因此就觉得李充是一个拘泥不化之人，像是他先前洞见到就算诉讼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选择私自解决恩怨。可见其人不笨，能决断，有变通之能。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沈哲子再联想刚才李充在房中的态度，便有了更多的想法。

　　　　当时的形势，卫崇在席，已经明确表示事情已经结束了，那么李充还有必要表示愿意伏法吗？他又不是一个笨蛋，当然闭口不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就算他秉承刑名之学，可刑名之学就是注重实际之用，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有利的做法。

　　　　可是李充却没有住口，反而表露出自己愿意受罚，甚至因此让江夏公卫崇都隐有不悦。这对他有利吗？

　　　　答案是有利的，这个李充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引起自己的注意！

　　　　沈哲子虽然并不刻意张扬宣示自己的什么主张，但是从他的许多做法来看，他是符合法家门徒的一些特征。早先有人恶语中伤他时，便曾经说过他应该是庾亮的门生才对！

　　　　许多根深蒂固的念头，哪怕不说，但是只要做事，总会在蛛丝马迹中流露出一些端倪。沈哲子看重实际，看重刑赏，时人又不是笨蛋，怎么可能会没有察觉。而且沈哲子只是不张扬而已，也并没有刻意掩饰他就是这样的人。

　　　　既然看出了李充是在借此对自己抛媚眼，加上沈哲子也感觉到这个李充有异于时下旁人的特质，倒也不妨再多做一些接触。

　　　　“我也久仰尊府大君贤名，无幸聆听雅言，不妨瞻仰遗迹。李君既然要去祭拜先人，不知李君可愿相携？”

　　　　沈哲子上前一步，笑语问道。

　　　　李充听到这话，眸子微微一闪，上前一步拱手道：“驸马盛情，幸不敢辞。还未多谢驸马今次善助，驸马直呼行字即可，不必多礼。”

　　　　“既然如此，那我就与弘度兄同行。”

　　　　听到李充的回答，沈哲子便笑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