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铁骨-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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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耗银。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

　　　　“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若是再废除火耗，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甚至，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

　　　　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虽然如此，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所以待他说完之后，顾炎武才开口说道。

　　　　“宝田，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可得铸利一钱，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

　　　　对于顾炎武的话，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并没有说什么，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两个半世纪后，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也正因如此，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当然，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

　　　　“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

　　　　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说道。

　　　　“这两三千万两，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

　　　　姚湘的这番话一出，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确实，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收入”，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但是是否利国，就未偿可知了。

　　　　身为官员的顾炎武，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需要有所收入，要不然靠什么养兵，靠什么打仗？

　　　　所以，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没有了银子，一切都是空谈。

　　　　“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

　　　　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可不就是如此，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

　　　　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北直隶、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天灾、流寇、清虏糜烂地方，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充饷之银、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

　　　　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朱明忠说道。

　　　　“其实，想弄银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想要开源，就要动脑子，在其它地方开源！”

　　　　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朱明忠笑着说道。

　　　　“古往今来，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开源节流”，这开源节流，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虑“开源”，当然这个源如何开，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如何开源，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说道。

　　　　“关键还是“关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以钞关为例，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

　　　　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相比于满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税，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税负担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减轻，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

　　　　“关市之征？”

　　　　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

　　　　“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前朝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困诏察某，不能却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厂税”才是朱明忠的口中“关市之征”。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落地银”等杂乱商税，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而国家税收的膨胀，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毕竟，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而相比之下，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税卡环节征税。

　　　　“厂税？”

　　　　顾炎武先是一愣，随后反问道。

　　　　“何是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