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1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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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于天地之间，而长于人群。人人都有天理人欲，天理或相合，而人欲不合，必有相处之道。所谓君子、仁、义，即人相处之道，亦为治国所本。”

　　　　赵祯问道：“何为君子？愿闻其详。”

　　　　“君子何义，臣难以尽言，如天上北辰。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此其谓也。臣只知君子之行，论语一书，论之甚详。详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君子求诸己是也。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君子不以言取人，不因人废言亦是也。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聪明如夫子，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何非君子之行，而不道何为君子。君子如北辰，景行行止，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赵祯点头，“宰相坐。坐而论道，古礼。”

　　　　徐平谢过，坐回位子上。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已经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气。

　　　　请过茶，赵祯又问：“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此无疑义。然以仁义治国，汉行之，虽有文治武功，终不免败亡。敢问宰相，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

　　　　徐平捧笏：“回陛下，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失天下，必失仁义，此无可疑。仁义一时之失，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有挽天之术，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是匹夫之见。不行仁义，纵能一时挽天倾，终不能长久。是故，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仁义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时之用，讲仁义之用，则未过儒门门槛。”

　　　　至汉朝中原汉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统，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而不再称秦人、楚人，齐人、燕人。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从魏晋到隋唐，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学再兴，天命说被放弃，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再到六经注我，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中原陆沉的结果。这些努力，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

　　　　历史不能假设，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宋亡之后是元，明灭元，之后又被清灭。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破正统论入手，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统，又是后话。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来任宰相要职，比其他权相更显眼，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最后也没怎么样。一时失宠外贬是有，最后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后得享哀荣。

　　　　有这种想法，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权力再大的宰相，也无法威胁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专权独断的皇帝，也不会对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动摇。

　　　　宋朝的皇权与相权，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极个别的权相，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皇权随之加强。不认识到这一点，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

　　　　讲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最后落败，也能安然离世。

　　　　问道于宰相，施政于天下，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获得了他的认同，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赵祯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

　　　　讲过了人性，接下来，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谁倒霉，谁得利，其实不用想太多。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别。

　　　　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是回避意识形态，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

　　　　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历史洪流面前，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互相提携，互相纠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党争，就会取双方的下限。

　　　　关键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斗争的手段。哪怕双方火并，战场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温良恭谦让，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

　　　　这是改革的逻辑，改革者当遵从这个逻辑，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

第10章　治术（一）（）　
赵祯没有紧接着问下去，而只是与徐平默默饮茶。徐平说，赵祯不只是听，他还要仔细去想。只会做皇帝，可不是赵祯智力不行，实际上这些道理，他理解甚深。

　　　　过了好一会，赵祯才道：“已闻宰相之道，本于仁义，儒门公理，此无疑矣。然依宰相之言，道只可照亮前行，治国需有术。愿闻宰相治国之术。”

　　　　徐平捧笏：“君子谨其行，治国理政，善用其术。一人为君子，两人曰仁，三人及众曰义。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可知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忠恕。仁本于两人之间，而众又本于仁，不同于仁之处，曰义。治国之术，便是由二人及于众。不失其仁义，便就是以仁义立国，不必拘于小节。”

　　　　“臣自入仕，及于今日，若说治事理政之术，十六个字。认识事务，一分为二；解决问题，三方入手。谨记这十六个字，便大略不失于仁义。”

　　　　“啊——”赵祯猛地一愣，“哪十六个字？到底如何解？宰相细说！”

　　　　徐平也愣住，自己一时说得口滑，用了前世惯用的字词，这个年代不合时宜。想了一会道：“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新见一事，一物，要去搞清楚，需一分为二。执其两端而叩之，中庸之道也。要得其全面而中，不可执其一端。如臣手中之笏，看之如此，还要查其有何用处。若是只看众大臣上朝人人手捧一板，而不知用于笏记，便就觉得过于可笑。如在街衢看一乞丐，百般其惨，便觉得其可怜，是天下不公，而不去查其何以沦为乞丐之因，便会失查。若见一子对其父甚是冷淡，便就认为其是不忠不孝之人，而不去考其为何如此，硬要治其忤逆，一个不慎，就可能违了孝悌本意。见一物或一事，必要一分为二，就是要知其是什么样子，为何会成为这个样子，才能得其根本。”

　　　　其实认识事务要一分为二，不仅仅是这些，根本上是辨证法。不过急切之间，徐平说不明白，也举不出足够的例子，便用浅显的意思代替。不错即可，具体的内容，在以后可以慢慢补充。观察事物要全面，不要草率下结论，不然就会盲动，好心办坏事。

　　　　“解决问题，三方入手。是讲我们遇有疑难，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办事，而要跳脱出来，分成你、我、他，各方考虑过了，才好下手。三方为义，三方着手，才能大义不失。”

　　　　听到这里，赵祯直起身来，对徐平道：“宰相之君子、仁、义之说，先前我实听士子讲过。君子、仁，不失圣人本意，细思量，委实该是如此。惟有这义，宰相当日并没有细讲，众人更加众说纷纭，难解到底何意。此次开科，陇右举子便有人涉及此节，只是众人难以详解，又怕宰相必有深意，国子监发解取为中等，让其省试而已。今日解说清楚，以后也好正视听，免致考官举措失当。”

　　　　陇右除了徐平帐下发解的那些随军士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举子，由国子监发解。从那天徐平起了一个头，这些人私下里议论很多，有人就带到了发解的试题里。徐平有在三司的治绩，有在陇右的军功，文武样样过得去，年轻的读书人追随他的思想，人之常情。只是让国子监发解的考官无所适从，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又不敢反驳徐平之论，最后只能和稀泥。让写到这些的人顺利发解，但也不给很高的名次，说得过去。

　　　　君子好说，仁也好说，但要把义讲清楚，却绝不是几句话的事，甚至从现在开始讲一夜，讲到明天早晨，也未能够完全说清楚。偏偏治国理政，义最重要。君子、仁到底还是偏向个人的考察，正确地使用义，才是治国之术。

　　　　徐平起身，看了看旁边的一块黑板，道：“义最难，臣请在板上条列之。”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