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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大明-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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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初双方约定的属于察哈尔蒙古的义务，那么现在他们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有你们的博尔特亲眼所见，不是我林丹汗虚词诓骗，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大明要兑现当初的承诺了！
这后一种心思，才是林丹汗最需要向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所转达的。。l＇＇
没办法，现在的蒙古人是太需要物资了，渴望的程度，可以用大旱之望云霓来形容。
博尔特倒是完全明白林丹汗的后一种意思。
而且，当初他只是来传递皇帝陛下的旨意、而林丹汗却非要他留在蒙古，直到看着“察哈尔蒙古如何收拾掉后金巴牙喇”，博尔特就明白林丹汗是要自己为他做个见证，省的到时因为一些细节问题，双方再出现什么扯皮的现象。
按理说，林丹汗不该这样揣测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因为此前给予察哈尔蒙古的援助，基本上都是在没有任何代价的前提下，无偿的资助。
说实话，即便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没有许诺什么，因为之前欠下的人情，此次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也会竭尽所能，将窜至关外的那些后金巴牙喇予以彻底打击的。
但是，不是有过承诺吗！既然有过承诺，就不能不让林丹汗惦记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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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特只是将察哈尔蒙古与后金巴牙喇的交战经过，讲述给孙传庭，至于皇帝陛下对于林丹汗的承诺，孙传庭应该并不知情，因此他自然没有对其言说的必要。
“将残存于关外的后金巴牙喇收拾干净之后，察哈尔蒙古人会撤离边境。”得到了最关心的这个讯息，孙传庭大放其心。
博尔特与孙传庭解释清楚之后，就与林丹汗的助手乌尔法一起继续前行。他们要去向皇帝陛下汇报，同时乌尔法也要完成林丹汗的所托，请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示下，何时、以及如何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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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此时也，皇帝陛下却在八名侍卫的护卫下，早已经离开了隆兴通商队，转赴陕西，要去与徐光启汇合了。
因为皇帝陛下及早从惩处阉党的漩涡中抽身，因此朝廷介入陕西赈灾事宜就足够早，而且在朝廷介入之后，各种赈灾措施得力，尤其是近千名由京城派出的锦衣卫的监督，才确保了朝廷注入的财力物力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使用，发挥出的效力也是基本达到了最大化。
若是没有这近千名的锦衣卫，没有他们严厉监督着赈灾措施的实施，和朝廷投入财力物力的各种支用，根本无法保证朝廷有限的财富，不被各级贪官污吏无限的贪欲所吞噬。
这是第一个关键所在。
第二个关键所在，就是红薯的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
到了红薯的收获季节，那一颗颗硕大的果实，那甘甜可口、脆生生的口感，既填饱着人们的肚子，也滋润了甜蜜的心田，整个三秦大地似乎为之大大地舒了一口气――终于熬过来了！
能够熬过来，徐光启实在居功至伟。他以老迈之躯，为赈灾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若不是实在找不到能够分担之人，皇帝陛下也真的不忍心让一个古稀之人如此操劳。
陕西赈灾事了，皇帝陛下就不打算再给老臣徐光启安排什么繁杂的事务了。
为了表示大明的敬意，皇帝陛下从山西转赴陕西，与老臣徐光启见上一面，一方面是对赈灾之事做一下总结，另一方面，皇帝陛下还有一件大事，要与老臣徐光启商量。
这件大事一旦展开，恐怕又要大肆忙碌起来，所谓的优待老臣，也恐怕要成为泡影。
一想到这些，皇帝陛下就不禁要大摇其头，没办法，不管什么时代，人才都是稀缺资源。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皇帝陛下要办的那件大事是多么的紧迫。
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泰西，也主要是以“神学”为主体，可到底在那一片土地上已经不是多么新鲜的事务了。但是，在大明，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且很可能会招致众口一词的诋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近两千年之前，华夏就有一种相当的形式――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以及“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
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王莽时期，太学人数几达万人，规模可谓一时无两。但是，王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他的“新朝”，而与真正的“做学问”毫无关系。
太学中，一般要开设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
第389章 两手都要硬1（）
汉元帝（前四十八年至前三十三年）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时增至三千人。＇。l更新快，网站页面清爽，广告少，无弹窗，最喜欢这种网站了，一定要好评＇考虑到公元前的那个时代，招生三千人的规模也是蔚为可观了。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到明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
但是，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所教授的都是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学生所学的是“经”，而且不容置疑，不容辩驳，否则就是异端，就要被扫地出门，甚至要被批倒批臭。
关于这一点，做为后世的人，是很难理解到、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明一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的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因为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也有人认为，王守仁并没有将“行”（实践）的重要性置于更高的地位，实在是一大遗憾。若不然，华夏的古代文明又可繁荣昌盛个三五千年，那就跟玩儿似的。
可若是他大力推崇“行”，甚至将其高高地凌驾于“知”之上，那他所受到的打击恐怕让他无法承受。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只是“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也已经让他有资格在历史长河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了――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别的不说，能够与孔孟并列，上下五千年以降，不也就是总共那么一二位而已嘛。
皇帝陛下也知道，在这种大环境下，若想一步到位，建立类似于后世那种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为主旨的高等学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他这个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陛下，施行起来恐怕也是阻力重重，成功的几率基本等于零。
况且目前大明朝野和民间这种尚算是安详的局面，实在也是得之不易，他还要趁着稍微肃静的环境，扎扎实实地做上几件事情，因此也真的不愿意因为一些事情，就打乱了眼下的平静。
可虽然如此，也不说明皇帝陛下就彻底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无法停止脚步。这也是最令他纠结的地方。
因为大明王朝目前虽然看似稳住了崩殂的态势，可潜藏的隐患还是多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王朝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很大部分都已经腐朽，长远看来，若不加以更替或者转换，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局面最终是不可避免、甚至很快就会到来的。
因此，皇帝陛下必须在保证短时间内大明王朝无虞的情况下，进行有限度的改良，慢慢地让人们接受一些新事物，让人们的思维也慢慢地发生一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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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普通军校和高等级军校，就是皇帝陛下眼下就要着手的大事。
此前，在与徐光启的无数来往函件中，两人已经对尽快建立一所军事方面的学校达成了共识，也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两人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是应该着手进行一些具体操作的时候了。
有些事情，是说的做不得。
譬如你与人发生了矛盾，而且还是极端气人的那种，你气愤不过，可当场还就真的打不过对方，于是你就扬言：“等着吧，小子，晚上我叫人杀你全家！”
这时候所说的话，多半就是说的做不得的事情。因为你只想自己找一个台阶，脑子里恐怕一点儿杀人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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