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大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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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红薯是高产稳产的作物，而且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较少等特点，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春天种植的话，一般亩产可达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区，即便亩产减半，收获也是相当可观，足以令人振奋。

　　　　别的可以忽略，单这每亩一两千斤的产量，给予多大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灾荒年景，推广红薯的种植更是刻不容缓。

　　　　徐光启早就有意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但是因为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显然不能见功。现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第1卷　第二十四章　大生产运动2（）　
大明王朝时期的“陕西省”在后世应该称为陕甘地区，因为那时的陕西本来就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而来，地区行政首脑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只不过所辖区域扩大之后，习惯仍称陕西省。

　　　　其实，大明陕西省的辖区还不止，它囊括了后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及青海省海晏、共和以东地区。治所倒是没变，还是设在西安府。

　　　　陕西省领8府、2直隶州，属州21、属县95。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万历六年（1578）有户394423，人口4502067。

　　　　陕西省的灾情，实际上从天启年间就有所显现。

　　　　那几年的降雨量只是万历早期年间的一半，这对于基本看天吃饭的大明王朝农事生产的影响几乎就是致命的。

　　　　实际上也不止陕西一省，大明王朝的北方地区几乎都是如此景象，只是三秦地区的民风向来彪悍，皇帝陛下才格外重视。

　　　　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并没有试图一下子就在全省推开皇帝陛下的赈灾之策，而是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选择了延安府做为试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予以改善，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这也是君臣事先商量好的步骤。

　　　　徐光启早已过花甲，差不多可以到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况且佐以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稳妥当为必然。但是，皇帝陛下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如何能够率先提出“试点”这样好点子。没办法，只能用天纵神明来形容了。

　　　　殊不知那一世的政府，对于所有的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政方针，在正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在小一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说起来，还有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君臣二人的往来函商中，皇帝陛下曾叮嘱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数项措施之一，就是准备一定数量的地窨子，以备储存即将运至陕西的红薯种子。

　　　　当时徐光启看到皇帝陛下的此一指令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南方温暖，自然不用考虑冻馁，可陕西的气候是绝对无法与云贵等地相比的。种子下地，是要在三四月份。之前红薯种子的输送，开始必定是比较零散的，等朝廷真正兑现早已宣传的承诺，才会逐渐有大批的商人或贩夫走卒加入到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向陕西输送红薯种子的大军中去。因此，中间必定要有一个陆续的过程，不可能在三四月份一起到达陕西的指定地点。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居民也向有掘窑洞而居的习俗，农家中地窨子肯定也是屡见不鲜，稍事修正和加固就可以利用。

　　　　徐光启感到后怕的，皇帝陛下做为一个不知稼穑的弱冠少年，是如何想到还要为红薯种子准备储存之所的。

　　　　这又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之处，徐光启也只有再次将此归结为天纵神明了。

　　　　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鼻端就似乎马上闻到了烤地瓜那浓浓的味道。

　　　　于是，将那一盏茶喝尽之后，皇帝陛下又重新回到御案之后，在给徐光启信件的最后，又添上了几句话。

　　　　因此，说起来，皇帝陛下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当然了，要说皇帝陛下有剽窃嫌疑也不为过，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出现有人出面“维权”现象。

　　　　陕西省延安府在宋、元时期称延安路，大明洪武二年（1369）五月改为延安府，治所设在肤施，领肤施、凤翔、安塞等9县、另有绥德州等3州，州领7县。

　　　　绥德州下辖只有一个绥德县，境内有黄河、无定河和大理河，编户只有十里，因此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

　　　　因为时间紧迫，徐光启也无法仔细考察，只能在粗粗检视一番之后，即将绥德州做为此番试点的区域。

　　　　所谓试点，主要还是人员的培训。按照君臣事先的筹划，参加培训的人员，一部分是从各地官府调集来的吏胥，一部分就是随同徐光启一路而来的锦衣卫。

　　　　吏胥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可廉洁和忠诚方面大有疑问；锦衣卫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可昧于当地民情。两者结合，实在是最佳的组合。

　　　　对了，皇帝陛下将这称为“搭档”。

　　　　到底是时间实在紧迫，很多事情也只能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

　　　　几天之后，徐光启就从吏胥中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人品比较可靠的人员，搭配上锦衣卫就派往了延安府各地。他们的任务，是去组织流民，在划定的荒地开始简单的修正土地。

　　　　因为皇帝陛下的圣旨早已经通告陕西全境，大批大批饘粥不继之人已经开始在当地官府附近聚集，要求参加皇帝陛下的“以工代赈”。

　　　　而有着皇帝陛下“以工代赈”的护身符，地方官府不能驱散他们的。不仅不能强行驱散，而且还要小心伺候。

　　　　为了避免生变，地方官府只好一面好言抚慰，将他们临时安置到早已划定的待开垦的地块，一面又每天安排人维持秩序，并且开设了粥场，让他们勉强果腹，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作。

　　　　另外还有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陕西周边地区也有很多很多的流民闻听了信息之后，逐渐向陕西境内的官府所在地聚拢。如果不立即着手开始疏导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在这种状况下，“民变”二字是足可以令人闻之色变的。

　　　　要是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民变，地方官府的罪过可就大了。而且这流民都是被皇帝陛下的圣旨招来的，搭上笑脸和粥场也就罢了，如果还有搭上官帽的风险，那他们可就感到冤枉哀哉了。

第1卷　第二十五章　大生产运动3（）　
其实，陕西各地官府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不要说财物方面的付出使他们穷于应付，只说这食不果腹的流民聚集一起，就如同身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般，令他们寝食难安。

　　　　更令他们难以言表的是，此次陕西赈灾，钦差徐大人直接行文知县衙门，调集的低层吏胥甚至良善民壮占了绝大部分，对于他们这些朝廷命官却是一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给出的“不敢骚扰地方政务”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可鬼都知道，他们这些地方官府对赈灾事宜是极其“感兴趣”的，也很想代行其劳。可徐光启如此做派，实在与断人财路无异。这种行为尤其不能令他们接受。

　　　　他们是不敢对皇帝陛下有任何抱怨情绪的，因此所有的火力就几乎全集中到了徐光启身上。

　　　　平凉府、凤翔府以及商州、同州等几乎所有的府、州衙门一面向陕西都指挥使司衙门请调卫所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一面向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衙门请示处理办法，其中的牢骚满腹自然毫不避讳。

　　　　现在陕西的“话事人”是布政使张秉武张大人，其官名全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可不要小瞧了这位张秉武张大人，他可是出自安徽桐城张家，后人中更是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官拜清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就是在大明，安徽桐城张家也是属于巨宦之家，祖上张英做过陕西参政，族兄张秉义做过山东按察使。

　　　　但是近几年，这位家世显赫的张秉武张大人却有些流年不利。先是衔皇命巡抚陕西的乔应甲颐指气使，很有些越粗代庖甚至取而代之的意思。

　　　　因为对方是代天子巡行，张秉武张大人自然不敢触其锋芒。为避其锋芒，只好托病不出，一省大政就悉听乔巡抚摆布。

　　　　“巡抚”之名即起于明代，其官也属于“行官”，而不是像按察使和布政使之类的非常固定的“坐官”。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即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逐渐派一些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去巡抚各处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朝廷复命。

　　　　这样的官员，当时称为“巡抚”，或名“镇守”。巡抚兼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而事务重者加总督。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的，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由于总兵、宦官也可称为“镇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后来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就一律称为“巡抚”，以与“镇守”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