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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大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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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大明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中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等众多的杂役人员。
到了洪武朝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大明王朝的百姓有侮慢藩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在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那意思，并不是藩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有司”可以想一想是否要那么着了；另外，亲王的岁禄亦由五万石大规模地减为万石。
到了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
万历年间，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的进步了，总算是能够允许他们自食其力了。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此外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
总之，大明王朝前期的王爷都是管吃管喝管花钱，富得不止是流油。后期有些疏远的宗室已经沦为与平民无异。而且还因为有着不许参加科举之类的限制，甚至还不如平民，生活也根本难说优渥富庶。能够吃成三百多斤的大胖子的福王殿下毕竟只是少数，而太祖的后人据说可是有十万之数。
这是经济方面，人身自主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连平民百姓都不如，几乎等于“圈禁”，是绝对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的。
这陕西境内的三个朱姓王爷，与大明境内其他四十多个王爷一样，每家都获封逾万顷良田。另外，陕西境内还有几家世家大族，其中尤以赵府为代表。这些世家大族也同样占据着大量良田。他们都是地方豪强，一般官府也根本看不到眼里。
皇帝陛下已经下旨，要这陕西境内的三个王府以及陕西布政使司境内的另四个王府都要拿出至少一半的分封土地，交由钦差组织农户耕种，以助朝廷解救陕西灾情。
另外皇帝陛下还授意陕西布政使司衙门向各世家大族发出布告倡议，希望他们在此危难之际，能够“公忠体国”，上下一体“共度时艰”。具体就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种子牲口农具等也都贡献出来，朝廷会一一登记在册，一俟度过灾荒，朝廷必定加倍补偿。
但是，豪强之谓豪强，当然有其依仗做为奥援，并不是空口白话就可以迫其就范的。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皇帝陛下的圣旨和官府的一纸公文同样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第1卷 第二十三章 大生产运动1（）
即便没有徐光启隐讳的提醒，皇帝陛下也不会简单地以为仅仅凭借着自己的圣旨就可以令他们就范。要想此前的圣旨“生效”，恐怕还得从圣旨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绝对不会轻易收功。
而且在没有充分的把握之前，皇帝陛下并不打算触其锋芒。采取强硬措施是不明智的，那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会串通一气顽抗到底。如果造成那种局面，影响绝对不会限于一家一里，县乡两级都要受到波及，到最后甚至都有可能影响整个陕甘地区的救灾措施的实施。
在此前的往来奏对之中，君臣之间已经形成默契——皇帝陛下专啃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这些“硬骨头”，钦差大臣徐光启专心干收拢流民垦荒种植这些琐事实事。
这倒不是徐光启有畏难情绪，而是因为考虑到藩王和世家大族都有强硬的后台，即便是有钦差的身份也不是可以轻易降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徐光启根本没有闲工夫去弄这些夹缠不清的事情。
因此，徐光启一行到达陕西之后，只是与布政使司衙门、按察使司衙门和都指挥使司衙门这三司衙门打了个招呼，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往来酬酢，而是直接深入到府、县甚至乡里等最低层的组织机构。
汤若望先是派人、后来又亲自来与徐光启晤面，可两人并没有机会深谈。一则是因为徐光启的事务繁多，每天恨不得十二个时辰连轴转。二则因为人来人往的也根本无法会商机密。
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汤若望只好有些悻悻地返回。
按照事前计划，徐光启第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拢流民，垦荒整地，以备来年开春种植粮食作物。
到了大明王朝末年，北方地区的荒地、无主地是非常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赋税从无到有，后来甚至越来越沉重。
从南宋偏安南方直至蒙元彻底退出中原，期间两百四五十年，北方都是在异族统治之下。那些蒙古人、鲜卑人什么的可从来不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立身的根本，他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或所擅长的是以游牧为安身立命之本。
再加上北方本来雨水远比南方稀少，土地因此而贫瘠，基本是看天吃饭。在那个缺少有效肥料的条件下，即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都稍嫌吃力。况且还要经受连年的征战、兵匪难分的军队的往来耙梳，最起码的安定的生活都成为奢望，更惘论从事稼穑。
因此，在汉人重新统一之后，为尽快恢复北方地区的民生，太祖朱元璋就采取了移民、军屯和永不起科的三大政策。但是，后来那些“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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