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修罗传说-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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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湖南的建设应是“军事第一”。

　　　　现在，他接到报告：大批日军飞机轰炸平江和通城，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日军快要杀来了。他正在思考对策，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密电。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从衡山发来的：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要做的。”陈诚肯定地说。

　　　　张治中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立即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召来，研究如何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他俩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认为火烧长沙必须谨慎从事，他要丰悌搞个文字的计划。第二天，丰悌就将一份焚城准备纲要递到了张治中的手中。张治中看后，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此方案最好暂缓执行，还是先动员老百姓向城外疏散，敌人确实逼近长沙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再烧吧。”张治中说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痛。

第四章　长沙大火（2）（）　


第五章　汪精卫叛国（）　
第284章　汪精卫叛国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

　　　　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

　　　　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

　　　　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

　　　　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

　　　　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

　　　　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

　　　　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

　　　　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

　　　　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

　　　　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

　　　　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

　　　　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

　　　　“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的俘虏。”

　　　　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

　　　　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

　　　　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

　　　　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

　　　　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

　　　　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

　　　　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

　　　　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

　　　　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

　　　　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的网友上传，（乡（村（小（说（网免费提供阅读，如果你喜欢请告知身边的朋友，谢谢！

　　　　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

　　　　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

　　　　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

　　　　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

　　　　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

　　　　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

　　　　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

　　　　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段，但都没起作用。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