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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野性时代-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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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突进！
企业家们不再想着好好的做产品、做渠道、做市场，而是不停的贷款、贷款、再贷款，兼并、兼并、再兼并，一口吃成大胖子，摇身把自己变成庞然大物。
疯了，全都疯了，包括各级官员。
黄市长也被这股风潮所影响，竟在三月底找到杨信和宋其志，想把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市县级国企，打包卖给喜丰公司和仙酒集团。这完全相当于半卖半送，价钱低得吓人，而且政府还帮忙善后，甚至是帮忙联系贷款。
宋其志、杨信、郑学红、陈桃等人全都心动了，白捡啊！
郭晓兰强行压了下来，先去监狱里跟丈夫商量，又打电话跟儿子沟通。
宋维扬连忙在电话里告之杨信和宋其志，吃多了会撑死，别被糖衣炮弹诱惑了。于是，仙酒集团只答应收购啤酒厂，而喜丰公司则收购了市里的包装箱厂。
政府为啥迫切的想把国企卖掉？
因为实在撑不下去了，全国国企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超过80，负债经营的同时，每天还在坚持生产。而这些国企产品又无法赢得市场，往往是从生产车间直接运往自家仓库。全国几百上万千的国企员工都要吃饭，政府无力喂饱，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兼并。
政府白送，企业白捡，双方皆大欢喜。
在这种集体疯狂当中，只有少数企业家看到了危险。经历了生死蜕变的王石头，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写道“新兴企业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现在对‘无产者’来说是个机会……他们干不好无非还是一个‘无产者’。但对那些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要控制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国家都管不了（国企），你怎么管？”
而像王石头这种清醒者，往往被人嘲笑你看那个傻子，白捡的东西都不要。
等到明年亚洲金融风暴，这些“暴食者”大都要把白食吐出来，吐不出来的就等着被撑死，很难消化！
……
3月10日，周末。
阳光明媚，春风扶暖，还有两天就是植树节。
复旦大学的操场上，100多号志愿者整装待发，手里拎着水桶，以及从其他企业单位借来的铁锹。
宋维扬肩上也扛着一把铁锹，笑呵呵的举起来说“出发！”
刘子染学姐站在旁边各种拍照，不出意外，她毕业后将进入报社当记者，或者是进入政府宣传部门。关于复旦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一系列文章，让刘子染在盛海传媒界小有名气，《文汇报》甚至提前向她发出了实习邀请。
不止是刘子染，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干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比如去年寒假组织支教活动，报名者有48人，实际支教者只有23人。这些人分为六组，由社团报销来回路费，自己解决生活费，前往四所不同的山区小学支教。
要实现做策划和预算，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要跟村民和干部打交道，还要在山里吃得了苦。每一个环节，都能锻炼志愿者的能力和意志，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
还有这次植树活动，100多号志愿者，分别前往公园、广场、林场、烈士陵园、铁路和河道沿线植树。社团只提供树苗，剩下的都需要各小组自己解决，不仅要联系植树地点所属单位，连铁锹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借。
社团的大小干部们乐此不疲，他们在服务社会同时，自身也受益无穷。
“叮铃铃！”
自行车铃声汇聚成清脆悦耳的曲调，宋维扬蹬着踏板在车流中前进，树苗绑在屁股后面，车大杠上侧坐着女朋友，大家一起唱着《阳光总在风雨后》高声欢笑。
一个小时过去，宋维扬来到火车站，招呼众人下车。
早就跟铁道部门联系好了，大家先提着桶去接水。把自行车交给车站工作人员看管，然后抬着水桶、提着树苗，步行40分钟来到荒凉的铁路沿线路段。
“就是这里了！”
铁道部门也有参与，他们组织了50多个职工，跟复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植树。这事儿可以拿来宣传嘛，拍照写文章发机关内刊，顺便再寄往报社露一露脸，政绩说不上，反正能涨面子。
“当当当！”
林卓韵手执铁锹弄了好几分钟，只挖了个浅浅的小坑，甩着膀子说“这里的土好硬，地下全是石头。”
“我帮你刨。”宋维扬笑着蹲下。
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块，估计是当初修铁路时留下的。宋维扬徒手刨了一阵，便让林卓韵挥舞铁锹，两人合作很快挖出个植树坑。
“不要把土踩得太紧，都板结了。”
“水不能浇这么多，会把树苗涝死的！”
“坑挖深一点，太浅了。”
“……”
铁道职工里有懂行的，来来回回逡巡指导，而志愿者们也嘻嘻哈哈的互相嘲笑。
“哐哐哐哐哐！”
复旦大学志愿者协会的旗帜，就插在铁路边上，一辆火车驶来，旗帜迎着烈风飘扬。
火车靠窗的乘客们，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们。有看过志愿者新闻报道的，见了那面旗帜，顿时把手臂伸出车窗挥舞，大吼道“同学们，辛苦了！”
“不辛苦！”
“朋友，一路顺风！”
“哈哈哈哈……”
铁路沿线一片笑声，临近中午的时候，个个都又累又饿。
大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布单，铺在地上当野餐布，又把吃的往上面乱扔。鸡蛋、水果、面包、馒头、饼干、罐头……五花八门，也不分是谁的，反正拿到就吃，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得热火朝天。
一个女生啃着果子站起来，笑着大喊“同学们，我们分成两组，来一场赛歌会怎么样？”
“好！”众人轰然响应。
郊外的春天，歌声飞扬。
铁道职工的领队干部，看着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不禁感叹“年轻真好啊！”
。
215【张教授的疑惑】（）
中国的mba教育开始于1991年，在全国9所高校进行试点。
1994年10月，中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mba教育在中国才慢慢变得正规起来。
最近，国家经贸委和教育部进攻沟通商议，准备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在职mba学生招生，并计划实施mba入学全国联考。说白了，就是中央认为国企管理人员水平太差，想扔到学校里回炉深造。
复旦mba是中国开办最早、最具品牌影响力的mba项目，至少在90年代中期确实如此。
教育部最近发了话，让各大高校互相讨论研究，商量一下怎么搞国企管理人员的在职mba教育。于是各种高校学术交流会就开始了，今天，中山大学派了个四人小组前来复旦管理学院。
会议室。
复旦教授申勇毅阐述总结国外mba教育发展经验说：
“管理教育，是在西方工商界的推动下发展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明显分离，对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迅速膨胀。特别是哈佛商学院的1949届，可谓辉煌璀璨，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高端管理人才！”
“到了80年代，由于日苯的迅速崛起，美国舆论把经济不振的矛头指向管理教育，美国mba教育开始全面改革，我们国内现在就是学的美国改革后的那一套，当然，其中也结合了日苯的mba教育优点。”
“今天我想说的是法国mba教育，它跟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法国的mba教育只有一个学年，入学者年龄必须是30岁左右，学生能在学校学到理论，也可以把他们过去的实际管理经验带进教室，这就实现了教学相长，学生和老师都在进步。”
“国经委和教育部这次的想法很好，让国企管理人员回到学校读书。管理人员可以带来他们的实际经验，我们可以交给他们理论知识，这就能促进中国的mba教育走向教室，走进企业和工厂。对此，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坚决拥护上级的指示……”
中山大学教授陈垣道：“申教授说得很好，以前我们的mba教育是闭门造车，关起门来做研究。理论无法联系实践不说，读了mba的学生也很难发挥作用。这些学生也就20出头，进了国企能做主吗？不能！学生反而沾染上了国企的各种毛病。中央领导们是非常英明的，把国企在职管理人员送进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回去就能用得上。”
“我认为应该学习法国，把在职mba课程的学制定为一年，毕竟那些国企领导也没太多时间。”
“一年能学什么？就来走马观花，镀金而已，至少两年！”
“看教育部吧，我们说了也不算。”
“教育部就是让我们讨论，各高校加强交流，弄出一套比较适合的方案来。”
“……”
教授们说着说着就开始争论，双方领导站出来打圆场，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都是聊些国外的mba教育，分析美国、欧洲和日苯的不同，一切倾向于美国，一些倾向于日苯，还有少数倾向于欧洲。
接着，他们又开始谈国企的弊端，一个个大摇其头，都认为不是让领导来上mba课程就能拯救国企，非得从根源上改革制度不可。
讨论了一上午，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又去复旦管理学院参观，最后还抽空去看了看复旦管理协会（学生社团）。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张洪波教授突然说：“贵校有个宋维扬，他是成功企业家，喜丰公司的管理就做得很不错。而且他那本《未来属于中国》我也看了，书中有一部分是谈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的，写得非常好！”
“宋同学确实很优秀，他是我们学校的名人。”复旦的申勇毅教授笑道。
张洪波问：“他也是管理学院的学生吧？”
申勇毅摇头苦笑：“这小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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