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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5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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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元朝对后宫的限制不太严密，忽必烈自感年迈，对后宫干政之势亦未予以制止。因此，对南必皇后参与朝政的做法听之任之，使得朝臣误认为是皇帝支持皇后这样做的。以致发展到后来，南必常以皇帝春秋已高应多保重龙体为由，阻挡大臣面见皇帝奏事。朝廷内外皆有微词，无奈大臣们不能直接和皇帝对话，谁也无良策解决，在政治上已很有影响力，引起了太子真金的不满，常常向其抱怨。
另外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想当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蒙元连年征战损耗同样巨大，而擅于理财的首相阿哈玛被杀后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敛财的能手顶替，现在桑格为其举荐了一位理财能手卢世荣，却又遭到群臣的反对，让忽必烈愤怒又无奈……
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
第694章 太子其人（）
真金在赵昺前世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只是因为在一篇奇趣文中谈起被吓死的皇帝中，提到过其还未继位就被自己的爹给吓死了，因而真金在他脑子中就是这么一个怯懦的印象。但是到了这个世界，真金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自然进入了自己的视线，而他也发现这孩子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忽必烈共有十多个儿子，长子早卒，因此视真金为长子，其又为察必皇后所生，占长又占嫡，若是在中原皇朝就是天然的继承者，不过在蒙古就不一定了。而其命好，彼时尚未继承汗位的忽必烈正跟一群汉儒打得火热，其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搜罗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便把真金的教育交给汉儒姚枢，并命勋臣后代土木各儿等为伴读。姚枢等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并以《孝经》作为启蒙课本教授真金。后姚枢随其征大理，便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第二位老师同时命刘秉忠之弟子王恂为真金的伴读。王恂长期侍奉真金，经常灌输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乱的道理。
忽必烈即位的次年，敕封十七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统四年建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实际上真金只是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了王恂。由此可见真金在年轻的时候受汉儒的影响之深和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而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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