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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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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 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1 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17日受伤”
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叄遄制斓穆∶蓝迕媲八担八男氖鞘粲谠椎摹薄？
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3 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1 个被绞死，另外2 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7 月20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
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
伦斯德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卧区录中，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斯德、古德里安和其他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不算，还要把他们去送死。
古德里安干的勾当还不止于此。他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过两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统帅保证全体军官对他永远效忠。第一道命令是7 月23日发布的，它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
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因此他庄严地向元首保证“陆军中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团结一致”。
同时那个早已被黜的冯·勃劳希契元帅赶紧发表一个强烈谴责这次政变的声明，保证继续向元首效忠，对一向瞧不起将军们、连勃劳希契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表示欢迎。另一位失宠的人，退休了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因为怕自己被人怀疑至少曾同情过这些谋反分子，也急急忙忙赶到腊斯登堡当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诚。7 月24日，老式的军礼被强迫废除了，代之以纳粹式的敬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
7 月29日古德里安警告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从此以后必须带头做效忠于元首的好纳粹分子。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
据现在知道的材料，并没有人申请辞职。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参谋总部这个由优秀军事人才组成的组织，是由夏恩霍尔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创立并由毛奇发展成为国家支柱的。它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治德国，控制过魏玛共和国。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毁冲锋队，杀害其领袖，因为他们反对它。但是，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军，同第三帝国的所有其他的机构一样，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陆军的将领们现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当时发动政变时的那几个人所具有的勇气，以至于连提高嗓子说话（更不必说采取行动）来拦住那个独夫的手都不敢。虽然他们现在完全认识到，这个独夫正在迅速地把他们和德国人民带到他们可爱的祖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道路上去。
这些人都是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自豪，在战场上能视死如归，然而他们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于此，实在令人惊异。不过，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最初几章扼要叙述过的德国历史的进程的话，这也许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一进程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现在这些将军们认识到他们对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过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起希特勒在7 月20日事件以后的情况。
在他身上，严厉已变成残酷，虚声恫吓已变成干脆撒谎。他常常毫无顾忌地撒谎，却一口咬定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够麻烦的，现在倚直是成了一种痛苦，并且是越来越加剧的痛苦。他经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暴。他周围的亲信中，现在已没有人能起约束的影响了。
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这个人，这个半疯癫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堕落了的人，能够把败退中的军队振作起来，并且使这个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家打起精神来，正如他在1941年大雪纷飞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他运用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个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1944年7 月20日叛变的失败，不仅是由于陆军中和文职人员中的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这些叛变者在每一关头碰到的坏运气。它的失败还由于所有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为外国占领的悲惨前景，但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国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当时，无可驳辩的事实似乎是，大多数德国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会认为谋杀者杀害的是唯一能够使战争胜利结束的人。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虽然没有参加叛变计划，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鲁格能够坚强些，他一定也会支持叛变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发现，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听到德国的将军们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时大吃一惊，因此他们痛恨这些将军们。在陆军中间也表现同样的情绪”。
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至少在我这个非德国人看来是如此——始终得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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