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2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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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5　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