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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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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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