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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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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杨振声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他觉得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这些批判当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也不乏作者的亲身体会。

  对于这种种弊端的起因,杨振声认为看似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环境不一致,但实质上是相合的:“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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