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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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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由长江运送武器又有何难？”黄兴争辩道：“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尚在湖湘，哥老会有十万兄弟正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前番起事失败，今番重整旗鼓，定能成功。”
“湖湘不比两广。”北辰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夫两广者，水路可通香港，陆路可走越南，边境线极长，清军防不胜防，武器可以轻易运往，即使事有不顺，起事的志士也可以安然而退……”
北辰的意见很坚决，观点也很鲜明，在两广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则满清统治必被推翻。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是黄兴的信条。在北辰调整了说法，先两广、再湖湘后，黄兴又一次屈从了。
而北辰的专横跋扈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历史上宋教仁就很反感，说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这种状态达到了顶峰，北辰要求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确。你的决定就是真理？恐怕不尽然，起码陈文强是没有这样的崇拜和盲从心理。而在政党或团体中，霸道与财力往往起着主宰地位。陈文强在复兴会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会最后做出了决议。北辰去南洋筹饷，并在越南设立同盟会分会，在河内设置粤、滇、桂武装起义总机关，进行筹划准备；黄兴坐镇东京，继续扩大组织。维持《民报》，并派人联络湖湘豪杰，以作策应的准备。
事实上，起义地点是在两广，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有利革命，而掺杂着以后孙、黄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为首，则必是放弃长江及两湖，选择在两广起事，因其兴中会旧部多为两广人士；若然以黄兴为首。则必是放弃两广，选择在长江沿岸并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头，基础更雄厚。
但很明显的是，相比于黄兴，日本黑龙会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与金钱，莫不依赖于黑龙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黄兴不得不屈服的残酷现实。
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怪异的混合性江湖社团，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末永节之外，至少还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灵魂之称的北一辉在内。但是否当时的黑龙会便有大举侵略、吞并中国的设想，至少是不能从历史结果来反着看待其过程的。
如果不是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国内战频仍、丧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如果……总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也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绝不是一开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针。
归根究底，你落后、混乱，你人心不齐。你武备虚弱，就肯定有人觊觎，有人欺负。这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类似的，特别是在当时丛林法则之下的国际社会中。
………………
革命团体之间联而不合，以互动的形式相互促进、学习、发展，并且力争占据革命的主导，这是复兴会的策略。
但显然，这样的策略容易被人误解，容易被人认为是在彰显自己，是要压别人一头。比如复兴会宣传上所讲的会党不可靠，一来是事实如此；二来是想给其他革命团体提个醒，要有所警惕；第三则是在为万宁起义如何收场打下伏笔。
不管包括同盟会在内的革命团体如何看待，万宁起义之后的局势确实是在向着陈文强等人所预计的那样在发展。
义军的主力经过激战，攻下了琼中县城；吴禄贞所率的部队则打得更猛，他们装备齐全，有机枪、**，对陵水、保亭的攻打可谓是一声惊天霹雳，城塌墙倒后，清军便狼狈逃窜。
而纵观历史上同盟会组织的十次抗清起义，哪一次差不多都是起初顺利，然后要么饷械不济，要么被四处集结而来的清军剿杀。也就是说，当时在地方上维持日常治安的清军已经无力或无心镇压大规模的暴动起义，他们不过是朝廷为了避免社会的更大动乱而勉强用金钱养着的一群废物。
不过半月的时间，义军取得如此战果，已经达到了宣传、造势的目的。但决战也已经迫近，琼崖兵备道刘永滇率领三个巡防营从海口南下，走安定，向琼海开来。
对于是否给琼崖清军以决定性的打击，陈文强一直没有最后决定，或者是准备依照具体形势的变化再做调整。如果动用全部兵力和装备，胜利是有把握的。当然，这样也就暴露了实力，引来更多的清军是不可避免的。
可如果虎头蛇尾地收场，清军重据琼南，肯定会加强戒备，陈文强所预期的发展空间又不会得到拓展。所以，打到什么程度收官，需要一个相当细致的筹划，也极不好把握这个尺度，细节则显得更重要。
百分之一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百分之百的失败，在很多时候，事情的成败就取决于不为人知的细节。而陈文强借助于自己的能力和见识，显然比别人更善于在夹缝之间游走获益。
“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军，再加上各地抚黎局的黎兵，怕不是有两三千人之数。”郑鸿名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粗豪人物，他也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复兴会的支持，否则，多半会被清军剿灭。而这也是他屡次对陈文强退让的原因所在，钱粮、枪械，靠缴获毕竟难以支撑长久。
面对郑鸿名有些疑虑的目光，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黎兵只是敲边鼓、运辎重的角色，咱们若是想，也能招到不少。主要的敌人还是这三个巡防营，一千多清兵。正面作战估计难以取胜，当以智计敌之。”
“吴帅是当世诸葛，末将等言听计从。”郑鸿名似乎被陈文强镇静的情绪所感染，表情放松了许多。
“避实击虚，兵家要义。”陈文强装出莫测高深的样子，伸手指着地图说道：“我军不与清军在琼海对战，而是要转攻琼中，或与徐少将所率人马会合，背靠五指山；或由琼中西进，攻掠白沙、昌江、儋州。如此一番作战，我军将越打人越足，枪越多；清军则跋涉不停，疲惫不堪。待敌虚弱之时，我军再择机决战，一战而定全琼。此所谓避敌锋芒，击敌隋归。”
第一百一十九章 退出的安排（）
readx；人性到底是丑恶的，还是善良的，这个从古代讨论到今天，都没有结果。如果人性本来之初都是丑恶的，那么世界上是不是都没有善良了？
陈文强曾冥思苦想寻得了自己的答案：如果道德在可以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是强大的，可以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但社会如果陷入混乱状态，约束大家的社会道德不复存在时，人性中的丑恶面就会无情的暴露出来。生活中的不满，妒忌、贪婪、暴戾，在这个时候就象放大镜一样被乘以倍数的放大，被无限制地释放出来，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无所谓善良，那只是相对的，只是未被煽动，未被激发出来的状态。人人心中都有野兽，而每次动乱则给了人们释放人性中丑恶、残忍、野蛮的机会。
虽然陈文强亲自坐镇，用铁腕压制义军中的宵小之徒，用杀戮维持着所占城镇的社会秩序。但他看到了很多，亲眼所见令他对革命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放纵有了很深的警惧，对梁启超的担心也相当钦佩。
梁启超在《开明**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明确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
而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
反观同盟会中革命党的论点，则显得过于想当然。他们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在对内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而纵观历史，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而外蒙古终究是真**了（虽然最初是假**、真附俄），**、新疆也几几乎“被**”……
梁启超的不幸言中，虽然并不能证明革命是错的，保皇立宪是对的，但他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眼光，却可以让陈文强认真思考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以及对目前义军的收编或改造。
退出所占地盘，长途作战，既是避开清军锋芒，诱其分兵或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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