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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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韦处厚很早就从李涵的生命中微没了。他留下的空白最终由郑注、李训来填补。

　　本来可以不是他们的，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本来应该是李宗闵、牛僧儒或者李德裕——不管自身有着怎样难以克服的缺陷，他们依然属于当时文职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代表了山东衣冠和关陇人物，或者代表分别由门阀和科举出身的官僚，又或者……反正，他们也确实在韦处厚过世后陆陆续续地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安——牛李二党的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太和三年秋，从浙西返京的李德裕被征召为兵部侍郎。在六部中，吏部和兵部分司文、武，两部侍郎向来是宰相最恰当的人选。加之首相裴度的表荐，李德裕宣麻拜相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吏部侍郎李宗闵运动了内廷的关系捷足先登。半个月后，李德裕被打发到义成担任节度使——这是李德裕第二次与相位失之交臂。他不得不带着对牛党的怨恨悻然上路。为了彻底杜绝李德裕上进之路，李宗闵又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们共同有计划地排挤了李德裕在长安的同党——包括裴度。这位四朝老臣很长一段时间内彛�迹绿野，在诗酒中消磨余生。

　　无论是李宗闵还是牛僧儒都没有给李涵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要么拉帮结派，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要么碌碌无为，让人觉得暮气沉沉。时隔三年，李涵对牛党的看法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悉怛谋事件后，敏感的牛僧儒开始感觉到圣眷渐衰。和前次一样，他选择了退却，而他的退却使李宗闵陷入了和当年李逢吉相同的窘境，不得不独自面对政敌日渐加强的压力。

　　元和初年平蜀的名将高崇文曾说，“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现在，李德裕终于在这里回翔，飞向长安。这段经历对李德裕来说也不愉快。李德裕没有从摇摆不定、至阴至柔的李涵那里得到支持。不过若多年后，我们还要庆幸李德裕的离去。在反映历史走势的线条即将触底前的一瞬间，掀起下一波高潮的人物及时地抽身离去。总之，属于李德裕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对比鸟散余落花的长庆元年，无论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他们的根坻都更加难以撼动了。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他们双双成为人们必须仰望的巨大存在。随着党魁们相继成为宰相，更多的中高层文职官僚们身不由己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党或牛党结合在一起，板结成坚固的一块。文职官僚集团派系日益稳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士中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而已。从悉怛谋事件到杨虞卿、郑覃等人的人事变动，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杜悰的斡旋没有下文以后，针锋相对的利害冲突泯灭了最后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在整个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闵们把自己站成夹江对峙的两岸岩崖，使李涵的政治空间被挤迫得无比逼仄狭窄。李涵不能忽视他们非常可观的存在。然而，对李涵心底波澜和生命流向，大臣们总体上是漠不关心的。

　　读《春秋》的时候，李涵有意拿“阍者杀吴子馀祭”的故事探问侍讲的大臣许康佐。许康佐时任礼部尚书——这是俨然被看成读书人领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不知道那个宦官弑主的典故，可许康佐更清楚李涵需要的，是引申。所以，他以“春秋奥义，穷究未精，不敢遽解”推搪，懦弱地回避了李涵的召唤。

　　许康佐的虚与委蛇证实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文职官僚的领袖人物是不会响应皇帝号召的。也就是说，李涵无法依靠他本来应该依靠的文职官僚集团和他们所占据的政治资源，也就无法通过常规途径使自己更为充沛地去洗涤内廷的尘埃与污淖。

　　为外部世界所阻遏的政治欲望现在回流到主体内部，在那里冻结成阴冷的情结。焚毁机杼、遣散鹰犬时那个率真的李涵不见了，挽留韦处厚时那个诚恳的李涵也不见了。他变得日益相信阴谋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从太和三年八月到太和八年九月，整整五年时间里，他分步骤地削弱了裴度；还学会了引进李德裕来挤兑李宗闵；事过境迁后又反过来利用李宗闵排挤李德裕；他甚至懂得了丢车保帅，决绝地将可怜的宋申锡送上绝路。

　　可是，在老到的许康佐、李德裕和李宗闵面前，李涵还是显得太年轻太稚嫩了。他的手腕力度还不够，调动不了他们；他的阴谋还有痕迹可寻，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当然和他的阅历有关。从小生长于十六王宅深宅大院的孩子无从获取他们政治生涯所需的阅历和能力。那些阅历和能力在他们要完成一项非常的任务时是那样地至关重要。李涵不是一个有超人天赋的君王，但他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十分地努力。他所付出的全部努力构成了元和宫变后挽救时局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的主要内容就是运用权术和阴谋去控制他的文职官僚集团，实现诸如清除宦官这样的政治目标。可他最终没有做到。

　　仰望壁立千仞的顽固，除了颓然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外，李涵还能如何？当太和八年九月李宗闵再度被征召入朝时，他不再是作为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进入长安了。这一回，他纯粹是将李德裕逐出朝廷的工具而已。在扮演了这可悲又可怜的角色后，李宗闵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随后一次对谣言的追查中，他也被不留情面地流放到遥远的明州。既然生命意识的激流无法从左岸或者右岸那些多少还残留着正统人格结构的巍峨高山中得到任何灌注和涵养，那么就在他们的围困和挤压下变得恣肆、浑浊。十万斛的水终于流出了如山一样巍然屹立的朋党投射在他生命流程上的巨大阴影。随着李涵百折千徊地流向深不可测的渊薮，那些岿然不动的政治人物次第消隐在天边。只有那些没有根底的人，如飘萍、如浮沫，在李涵表面平静、暗流湍急的命运急流里随波逐浪。

　　一个是翼城人郑注，一个是流人李训。

　　这是一对颇为奇特的组合。以公认的政治标尺衡量，他们在被李涵欣赏之前都属于长安政治圈的边缘人物，或者，更干脆点说，属于小人物：郑注是江湖游医；李训虽然出身望族，却在宝历元年的武昭之案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这样的污点本来是足以断送其政治生命的。以同样被公认的道德标尺衡量，他们属于小人。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们蔑视道德：郑注穷途末路时，是一位不知名的牙将赏识他并将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愬，结果知道得太多的牙将死在了郑注手里；将郑注带回长安的是王守澄，他没有想到，他带回了他的死神；宦官韦元素也是，他曾保护过千夫所指的郑注，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原因……郑注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小人，有本事反复翻演“农夫和蛇”故事。李训与他不相伯仲。李训是郑注引荐给王守澄，从而平步青云的。在两人联手除掉王守澄后，李训几乎成功地请君入瓮，在郑注面前扮演一回后者演惯了的蛇的角色。来时只有投靠，没有感激；去时只有背弃，没有眷恋——他们眼中只有一级又一级可以践踏在脚下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人。

　　人，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最空洞的概念。

　　郑注与李训还蔑视程序和规范。服丧未满，李训就穿着着山人的服饰出入宫闱，用宽袍大袖来规避丁忧制度。李德裕和给事中郑肃、韩佽都试图依照程序赋予他们的权力阻扰李训复起。但在没有原则的王涯帮助下，门下省官员无法有效地行使封驳之权。很短的时间内，李训不合常规地连连超擢，一年多时间由流人而宣麻拜相。讲求资格的唐代官僚制度在擅于飞檐走壁地避开障碍的小人面前形同虚设。已经跻身朱紫的郑注与李训自然会更加热衷于超越程序和规则，寻求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终南捷径。李枚在《喷玉泉幽魂》里曾将李训誉为“四丈夫”之一，但他多半是错了。他忘了这是一个曾阿附于奸相李逢吉的人，一个因企图胁迫他人诬陷宰相李程而被流放象州的人——这的确是一个小人。不过，他到底比郑注好些。我赞同《玉溪生诗集笺注》的看法：“训犹可怜，而注惟可恶”。可是，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恶之处。

　　正是这对小人给了李涵大人物所没有给予的体贴。郑注的医术解除了中风带给李涵的肉体苦痛；而许康佐不敢解说的，李训敢。李训给了天子一个明白简练的解答。通过进讲，李训使李涵确信，他不仅能阐释《春秋》，还能讲授更为艰深晦涩的《周易》——关于预测和掌握命运的专门学问。李训与郑注都很关注李涵难以启齿的隐忧和由此产生的内心渴念，并从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机会。所以他们都敢于正面回应李涵，热衷于帮他解决在旁人看起来是很复杂的问题。亟于夺路而走的李涵与他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决非偶然。

　　没有道德上的禁忌，急于事功又不讲究程序，使得郑注与李训少了很多束缚，效率之高的确让人挢舌不下。续放逐三位宰相使他们声震天下；随后又借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之手将内庭四贵人中的其余三个撵出长安，并最终置三人于死地；武宁军监军使王守涓也死在他们手上；似先义逸等六名被他们排挤出去的权阉差点就葬身边陲；李训还做了一件十几年来文官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处决元和宫变的首恶陈弘志；做完这些后，他们毕恭毕敬地将王守澄架空了。这是颇为阴毒的一手，为一个月后对他的清算埋下了伏笔——利用阉人内讧，李训与郑注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清洗内廷的高层宦官。在牛、李两党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只有这样骇人听闻的效率才能吸引�